思享者·第七十六期 | 浙江大学“中国收藏与鉴定史国际研讨会”
咱们博物馆基本都免费参观了，但是，陈列在玻璃后面，在滚滚历史长河中传承下来的艺术品，你能看懂多少？有些或许并不是真迹。
目前，鉴藏界研究品的来源分为两类，一类是考古出土的，一类是世代流传下来的。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傅申先生介绍，博物馆里的很多文物是历朝宫廷传下来的。过去没有系统的收藏，大部分都是进贡。皇帝、皇太后生日，知道皇帝的爱好，特别是康熙、乾隆时代，大臣们为了拍马屁送上来很多书画。这些书画可能花了很多银子，可送上来的人不一定是专家，也许是在民间古董店里买的。而有些擅书画，精于鉴赏的人，不一定舍得将真迹赠与他人。比如清代有一个高官叫高士奇，他进贡了很多东西，但私人有个记录（《江村书画目》、《江村销夏录》），记载了某些次等的书画送给皇帝，好的留下来自己收藏。
正如中央美术学院薛永年教授所说，艺术品收藏是一种记忆与保护的过程，但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遗忘乃至摧毁的过程。在为了塑造经典，追求商业价值，以假乱真等利害关系的驱使下，一件艺术品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否真有收藏价值，都值得研究和探讨。
上周，浙江大学“中国收藏与鉴定史国际研讨会”召开。十七位来自两岸故宫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的专家和浙江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布朗大学和欧洲的学者，带来了十余场最新研究报告。
每个人看一幅画，看一枚印章，都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根据他自己研究的方向和经验去发现和引申。17位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艺术品鉴藏做了观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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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的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傅申先生，是书画鉴藏界的权威之一。可以说，傅申的一生几乎见证了近现代中国书画鉴藏史。
演讲伊始，傅申便拿自己的姓氏开个小小的玩笑：“有人叫我傅（副）教授，我永远升不了级。我希望别人叫我傅（富）翁，我太太也很高兴，她叫傅（富）婆。”
傅申演讲的题目是《我对日本藏（传）李成<乔松平远>及（传）李唐<山水>双幅之私见》，通过探案般的层层比对，对这两幅画提出自己的鉴定看法。
很多人认为，博物馆的东西都是国宝，哪有真假问题？其实不然。据悉，傅申在台北上书画鉴赏课，直接在故宫的展览室上，和学生一起站在艺术品前讨论真假问题。
著名艺术史学者班宗华认为，现藏日本高桐院的（传）李唐《山水》双幅可以拼接到一起，并认为此作是所谓的“离合山水”。但傅申先生否定这一说法。他认为，《山水》双幅并不是李唐的作品。一者，通过紫外灯照射，能发现隐藏于岩石间的“李唐”签名为后人添加；二来，与李唐《采薇图》等作品进行比较，《山水》双幅风格明显不同。
另外，现藏日本澄怀堂的北宋（传）李成《乔松平远图》也有问题。从松树、岩石、平远、水口的画法以及山石浓淡相间的皴法来看，《乔松平远图》的笔墨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郭熙《早春图》极为相似，傅申断定两幅画应出自同一作者。
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王连起。他的演讲重点介绍了书画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伪的。
讲书画作伪的历史，不得不说三国时期魏国名将钟会。《世说新语》卷下提到，钟会不仅能仿邓艾书，坑杀了邓艾，还能仿当时著名的画家荀勗的字，从荀勗母亲那里骗得一把宝剑。
但作伪书画来图财的，得从王羲之、王献之说起。王羲之、王献之的字到了刘宋时代已有很高声价，非常难觅真迹，那时便有人开始作伪“二王”的作品。
王连起介绍，之所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些专家的著述并不合理。比如史树青先生认为“书画伪品在唐宋时期即已出现”。其实虞龢在《论书表》中关于南朝会稽吴兴一带伪作王羲之、王献之书，就记载了有人作伪二王书，而且还具体记载了作伪的手法：仿真、染色、揉皱。
另外，南齐人王僧虔《论书》记载，张翼仿右军书表几欲乱真，同文还记载了“康昕学右军草，亦欲乱真，与南州释道人作右军书货”。有学者以此为例，认为“作右军书货”为“不一定出售射利”。其实“货”字在晋代就是“卖”意思。
王连起还“曝光了”大诗人谢灵运的“丑闻”。王僧虔记载：“谢灵运书乃不伦，遇其合时，亦得入流。昔子敬（王献之）上表，多于中书杂书中，皆自书窃易真本，相与不疑。元嘉初，方就索还。”由此可知，谢灵运对王献之的字有作伪之嫌，说不定流传于世的王献之真迹，便有谢灵运的作伪之本。
会议的高潮，发生在傍晚独立学者李慧闻博士的演讲《一个肆无忌惮的收藏家与两个改动的董其昌印章》之中。
题目听起来就很吊人胃口，事实上，演讲也的确像极了一部侦探小说。
李慧闻研究董其昌多年，对其笔墨、印章等细节了如指掌。但有一次，她却在赵左《枕石漱流图》的董其昌所题引首中，发现了两枚她从未见过的印章——两枚印章所用的斋号与字，确是董其昌本人的，但董其昌却从没有在其他作品的中使用过它们。
更蹊跷的是，将两枚印章高清放大，比对董其昌真迹中常用的两枚印，发现每一枚都各与另一枚中的一半几乎一模一样，包括磨损痕迹。
李慧闻不得不怀疑，《枕石漱流图》引首中的两枚印章是被人修改了。为什么？她认为，是收藏家故意让这件作品存有疑点，以方便作品出境。
李慧闻的发现几乎引爆了全场。自古以来，有很多例子显示，一个收藏家为了抬高他藏品的身价会用各种形式作假，以使它看起来更古旧，更稀有，或更有名，而这个例子，在艺术史年鉴里几乎没有。
但她最后的推测，也让很多专家和听众发出了疑问。比如傅申先生问，这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刻的两套印章？也有人提出，会不会这件董其昌作品就不是真迹？
现场没有人能够给出最终的答案，这似乎是一件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白谦慎教授的建议是，请这件作品的收藏者提供微量印章表面印泥的样本进行检测，也许可以带来进一步的答案。
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李慧漱副教授的演讲——《从<万岁通天贴>管窥皇室女性之鉴藏活动与性别文化空间》，带出了大众极为熟悉且好奇的主角——武则天、太平公主、安乐公主。
因为种种原因，对于古代女性的鉴藏活动，除了少量研究，乏人问津。但李教授说，幸存的史料显示，武则天、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和宋朝后妃已经积极参与了鉴藏活动，并作为重要的推手共同构建起了艺术史。
比如说，辽宁博物馆所藏唐摹本《万岁通天帖》。武则天对这件重要作品的作用被忽视了，直到现代启功先生的考订才还其公道——这不仅是知识体系上的偏颇，也因为后世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几乎都是否定的。
她还分析隋人书《出师颂》这些名作中太平公主等重要女性的鉴藏印，让我们见到了一个掌故传说之外，对书法、绘画等艺术的鉴藏上有所建树的女性阵容。这无疑是一条进入更客观完整的艺术史的角度。
最后的高潮出现在白谦慎教授的演讲《信息、票号、运输——晚清收藏的网络要素》中。
白谦慎教授近年一直在深入吴大澂的个案研究。在大量详实资料的基础上，他以吴大澂为例，还原出了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清代收藏世界——私人收藏家如何获得异地古董的信息？在成交后如何支付货款？付款后又如何取得所购古董？为官者在外履任时，如何将藏品带到任官之地？
吴大澂的收藏细节，也是从他与朋友的信件往来中窥见的。最有意思的，是运输。
吴大澂喜好收藏，到不同地方赴任也带着古董，但他最喜欢的青铜器运输不便，所以，只有去水路发达的区域他才会带上青铜器。1895年，他赴湖南任职，携带的青铜器多达52件，占据他收藏的四分之一。
通过吴大澂个案的大量细节，再涉及到同时代人的收藏规模，白谦慎教授认为，这其实反映的是晚清收藏的规模，正是因为这样远超明代的收藏规模，为晚清后来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尾】
此次会议由浙江大学主办，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承办，《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辑委员会、浙江大学文化遗产学科发展联盟（筹）协办。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缪哲教授，代表本次会议的组织方有一个致辞，他说，本次会议题目最早来自《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过程中的思考，“作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总集，有两个问题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绕不开的。第一个是全面性——怎样通过作品的选择，来体现历代绘画的全貌；第二个是真实性，怎样处理入编作品的真伪？这两个问题，都与古代收藏与鉴定的历史有关。”
自2014年以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每年一度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前两次会议的主题分别是宋代绘画研究、世界早期文明中绘画的起源与初期发展。其中2014年的宋画会议、本次的中国收藏与鉴定史会议，都是由《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编纂而产生的话题，并且都获得了艺术史界学者与公众的热情响应，体现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对推动当代学术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大系所收资料的陆续公布，未来将有更多与大系相关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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