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妮
7月，关于著名设计师亚历山大·麦昆的纪录片《麦昆》（McQueen）在北美上映。IMDB评分高达9.3（满分10分），即便是现在仍保持在8.4分。Metascore也打出了84分。
这个伦敦出租车司机的儿子不仅征服了时尚界，在他自杀6年后，由他本人“出镜”的纪录片仍旧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今年的春夏，还有6部时尚纪录片在好莱坞上映，一下子这种多年游走边缘的“小众题材”显得蓬勃兴旺。
对比于12年前，2006年，当导演马特·蒂瑙尔（Matt Tyrnauer）为他的《华伦天奴：最后的帝王》（Valentino: The Last Emperor）四处筹措时，他听到的最多的话是，时尚纪录片一定会失败的。尽管彼时，时装设计竞赛型真人秀节目《天桥骄子》（Project Runway）已经火爆荧屏。
最终他筹措到一百二十万美元，但其中大部分来自信用卡透支。《华伦天奴》最终才在2008年上映，而从市场上得到的是“像蟋蟀叫一样”的反响。这部纪录片最终收入220万美元。
仅仅一年后，2009年R·J·卡特勒执导的《九月刊》（The September Issue）就以640万美元的总收入带起了时尚纪录片新热潮。
比较这两部电影，《华伦天奴》是在2005-2007年间对华伦天奴·加拉瓦蒂（Garavani Valentino）的随行跟拍，素材超过250小时，还遇上时装界天王出道45年的纪念性大日子，世纪名人派对、经典晚服回顾展目不暇接。
《九月刊》则是筹划三年，四个人的摄制组入驻纽约VOGUE总部八个月，累积300小时的素材，记录时尚女王安娜·温图尔，及她编辑团队为九月刊的出版准备、制作的整个流程。
内容不分伯仲，命运却大相径庭，只能说电影界与时尚界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都是脆弱的。
“这些影片的主角，都是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翠贝卡电影节的选片策划卡拉·库苏马诺（Cara Cusumano）说，今年有三部时尚纪录电影在翠贝卡首映。
除了前面提到的《麦昆》，还有《安德烈的福音》，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安德烈·莱昂·塔利（Andre Leon Talley）是美国版《VOGUE》前任总编，表现他身为一名黑人，在美国时尚界奋斗的职业生涯。
以及一部关于中国时装设计师郭培的《明黄禁色》（Yellow Is Forbidden）。
2015年的Met Gala上，蕾哈娜一件重达55磅的黄袍加身，成为郭培最为标志性的作品。在这部新西兰女导演的作品中，二十多年高级定制设计的郭培丝毫不掩饰对名利和商业成功的渴望，也有其天真秉性的一面，在翠贝卡电影节上反响极佳。
但是时尚纪录片永远不可能是一部票房大片，这类电影的预算通常在50万到200万美元之间，且最终收入也极少能超过《九月刊》的纪录，可它们有固定的观众群。
“你能看到潜在利润，”《比生命更重要：凯文·奥库安的故事》制片人这样说，凯文·奥库安是彩妆大师，从芭芭拉·史翠珊到尼克尔·基德曼都是他的客户。
在这位制片人看来，时尚的爱好者是“社交媒体贪婪的消费者，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受众群，发行商们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2017年2月，当《麦昆》的两位联合导演伊恩·伯霍恩（Ian Bonhote）和彼得·艾特迪特（Peter Ettedgui）带着他们15页大纲来到柏林电影节交易市场的时候，他们甚至都没有拿到任何授权。但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野性之美”麦昆艺术展吸引了一百多万名参观者。
“我们有很好的经销商帮我们融资，”艾特迪特说，这部预算150万美元的电影，在英国上映四周后拿到7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
“像麦昆这样的天才很容易吸引人们走进电影院，”买下这部影片北美发行权的安德鲁·卡朋（Andrew Karpen）说，7月上映的另一部纪录片《与我为邻》（Won’t You Be My Neighbor?）也是他的公司发行，票房和口碑反响也很好。
时尚纪录片的另一个融资渠道来自品牌直接投资。
但对电影人来说，这也意味着受制于人。“这些人往往很自我，也有大公司的背景支持。如果他们不喜欢你拍的片子，他们可以一手毁了它，或者让你妥协改变。”《华伦天奴》的导演蒂瑙尔极有发言权。
在拍摄时，他与华伦天奴以及他的合作伙伴相处了六个多月，期间，他们因为各种不满多次不出席首映，甚至起诉相威胁，当影片上映后得到观众喜爱，那些“错误”才被原谅。
今年春天，以表现“朋克教母”韦斯特伍德先锋精神的电影《韦斯特伍德：朋克，偶像，活动家》（Westwood: Punk, Icon, Activist）在3月31日上映前，也遭到77岁的她的否定。
她直接发推特表示不满：她不希望以任何方式与这部纪录片有任何关联，并深深后悔向影片导演洛娜·塔克（Lorna Tucker）展示自己的生活。
影片目前IMDB评分仅为5.3，Metascore给出64分，截至6月底在美国总票房为两万九千美元。
当然也有像伊夫·圣罗兰的纪录片《庆典》（Celebration）只放映了一次就终结其使命的电影。那是在2007年的柏林电影节上，在圣罗兰的搭档皮埃尔·贝尔热（Pierre Berge）的要求下，这部电影再也不曾放映。
他对于片中把圣罗兰描述为一个迷茫脆弱的羔羊极为不满。后来，他亲自委托制作了3部关于圣罗兰的纪录片。
基于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品牌自己投资拍摄纪录片，2015年的《迪奥与我》（Dior and I）就是关于拉夫·西蒙加盟迪奥后创造首个高级定制系列的全过程。
显然，观众并不想看到一部品牌的商业广告电影。但毫无疑问，好的电影会让一个品牌更加光芒万丈。
据说，施华洛世奇也在寻找此类项目的合作者，而很多电影人也把目标定在拉尔夫·劳伦、卡尔·拉格菲尔德、范思哲这样的美国时尚偶像身上——虽然他们本人并没有任何意愿。
无论如何，在好莱坞，时尚纪录片变得越来越像一门生意了。但电影人还是要谨记“朋克教母”韦斯特伍德的教训。
韦斯特伍德给了洛娜·塔克两年的拍摄时间以及最终剪辑权，但最终，她在自己品牌的推特上写道：这是一个耻辱，平庸的是这部影片而不是薇薇安和安德烈亚斯（Andreas Kronthaler，薇薇安的搭档）。
而导演塔克因为担心失去品牌和广告收入则拒绝评论，只是在采访中说，“我被她和她儿子搞得快分裂了，甚至有那么一个时刻，我想，算了，我干脆照她说的去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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