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这事，古人咋那么有文化，你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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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节

初春时，乍暖还寒，万物复苏，生机勃发，又到了播种的季节。

3月12日是中国的植树节，虽然现代的植树节不是中国人的首创，但中国古人却早已将人文与植树联系在了一起。

明代 沈周 《青绿山水轴》局部

古人植树佳话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生平最爱植柳，他不仅在隐居的田园水边广植柳树，还在堂前栽了5棵鹅黄柳，自号“五柳先生”。他赋诗咏道：“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萦萦窗下兰，密密堂前柳”，从这些传世佳句中可见陶渊明爱柳植柳，所以世人称他为“柳痴”。

唐代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一上任便大力提倡植树。在《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这首诗中，他说“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他精通植树之道，在《种树郭橐[tuó]驼传》中把植树要领概括为：“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可谓植树行家里手。他还发动民众绿化柳江沿岸，带领百姓在柳江西岸大面积种植柳树，并作《种柳戏题》诗：“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说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

明代 蓝瑛《白云红树图轴》

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时，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种在拉萨大昭寺周围，以表达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之情，于是这些树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如今已成为汉藏两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宋太祖赵匡胤对种树能人格外器重，会免除其赋税以示鼓励。赵匡胤还将植树实绩与官员考核直接挂钩，凡植树实绩斐然者可优先升级。宋太祖还颁诏规定，砍伐枣树、桑树作薪柴烧的人要受惩罚。

清代 恽寿平《仿古山水册》局部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在平山堂掘土种植柳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手植堂前重柳，别来几度春风。”如今，在扬州大明寺平山堂还有一株“欧公柳”。

苏东坡堪称“植树模范”。少年时代他爱种松，他在《戏作种松》一诗中咏道：“我昔少年时，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苏东坡担任杭州刺史时，修浚西湖，筑起长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后人将此堤称之为“苏堤”，留下了“苏堤春晓”的著名景观。他谪居黄州时，在“东坡雪堂”前广种柳、桑、竹、枣、栗，留有诗句“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他被贬定州时，栽下的两株槐树，如今仍生长在河北定县文庙前院，人称“东坡槐”。

元代 钱选《王羲之观鹅图全卷》局部

宋代王安石喜欢种竹、栽桃。赋有诗句：“乘兴吾庐知未厌，故移修竹似延雏”，“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可见他对植树的热爱程度。

宋元之际的文天祥爱好植树。在江西吉安县固江乡的侯城书院，有两株枝繁叶茂的柏树，距今已有七百多年，这是文天祥少年时代在此读书时所栽。当时共种五株，其中有一株是尾梢入土，蔸根朝上倒栽，大家对此颇为奇怪，文天祥说：“吾异日大用，必尽忠报国，此柏当年也。”后来，这棵柏树枝叶倒垂，别有异趣，历代名人纷纷慕名前来瞻仰它的风姿。

清代 王翚《仿古山水册》局部

明代是植树工作得到大力推广的时期。朱元璋在一系列振兴社会经济的措施中，就有植树造林一项，“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他对善于利用空地植树的人实行免税，而对不完成植树任务者有惩罚，对砍伐树木者也要治罪。

明代诗人杨升庵喜欢种桂花树。他的居所濒临湖畔，他沿湖种上许多桂树，其湖名曰“桂湖”。杨升庵有诗云：“宝树林中碧玉凉，秋风又送木樨黄；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一到金秋，“桂湖”上绿桂成荫，十里飘香，赏心悦目。受其影响，新都人种桂蔚然成风。

明代 仇英《桃源图卷》局部

晚清重臣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所到之处都要动员湘军在大道沿途遍栽柳树，称为道柳，用意在于巩固路基、防风固沙、利行人遮凉。后来，人们便将这些柳树称为“左公柳”。兵部尚书杨昌浚见到连绵不断的“左公柳”后，不禁赋诗称赞这一壮举：“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古人最喜欢种植哪几种树

槐 树

《周礼》规定：“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

“门前有槐，升官发财。古人为图个吉利，不论是官宦门第，还是普通人家，庭院附近总少不了槐树。从栽植历史来看，早在先秦时槐树已为官方最早选定的绿化树种之一。据《周礼·秋官》“朝士”条，周王的廷院有“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的说法。意思是，左右各栽植9棵棘树，南边栽植3棵槐树。

为何要栽三棵槐树？原来是方便太师、太傅、太保这“三公”上朝时找准自己的站位，即所谓“三公位焉”。先秦时的厚槐之风影响深远，明陈淏子《花镜·花木类考》“槐条”记载：“人多庭前植之，一取其荫，一取三槐吉兆，期许子孙三公之意。”

清代 沈源 唐岱《茹古涵今》局部

槐树还是后世皇家宫苑内必植之树，故槐树又有“宫槐”的别称。此外，衙门、学校、街巷也都喜欢栽植槐树。西汉时，人们称政府机构为“槐衙”，称读书人聚集的会市为“槐市”，就是因为那里遍植槐树。

《艺文类聚》引《三辅黄图》记载：“（汉昭帝刘弗陵）始元四年（公元前90年），起明堂辟雍，为博士舍三十区，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槐市”又称“学市”，北周庾信《奉和永丰殿下言志》诗称：“绿槐垂学市，长杨映直庐。”直到唐代，“槐市”仍盛行。唐元稹《学生鼓琴判》中有这样的说法：“期青紫于通《经》，喜趋槐市；鼓丝桐之逸韵，叶畅薰风。”

在唐朝，应试举子落第了往往也不离开长安，通过夏课，恶补学业。在槐树花开的时节，常常将新作投给相关主考官，以求荐拔。此即李淖《秦中岁时记》所谓：“进士下第，当年七月复献新文，求拔解，曰：‘槐花黄，举子忙’。”

但槐树真正被赋予感情寄托是在明朝。明初，朝廷将山西人口大规模移往全国各地，出发地点即是洪洞县一株大槐树，故民谚有“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槐树也从此成为中华民族“寻根文化”的符号。

清代 恽寿平《山水花鸟图册之山水》局部

柳 树

《齐民要术》记载：“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

在中国原产树木中，柳树是阳春三月最夺风景的树木。“柳暗花明”、“桃红柳绿”这类歌咏春天的词语中，总少不了“柳”。唐诗人贺知章的《咏柳》，浓缩了古人对柳树的全部喜悦之情：“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柳树，又名“杨柳”，有垂柳、旱柳、杞柳等不同品种。不论哪一种柳，长得都很漂亮，《诗经·小雅》中的《采薇》诗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柳树成为了民间吉祥之物。佛界认为，柳枝充满神性，如南海观音的形象为一手托净水瓶，一手拿柳枝，为人间遍洒甘露，祛病消灾。

古人迷信“柳可驱鬼”，故柳树又有“鬼怖木”的别称。南北朝时，民间已出现了门前插柳的风俗。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

唐宋时，清明节“插柳”、“折柳”、“戴柳圈”的风俗已形成，皇家甚至将其当成一件大事来办。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三月三日，（朝廷）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可免虿毒。”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清明节”条亦称：北宋京城汴梁，“家家以柳插于门上，名曰：‘明眼’。”

唐宋时期，歌咏描写柳树的诗文也最多，如“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的咏柳名句，便出自唐韩翃的《寒食》诗。当时唐朝都城广植柳树，所以到暮春时节，长安城内外柳絮飞舞。

在北宋的都城汴梁，柳树的数量也远远多于槐树。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大大小小的树木约有170多棵，其中柳树占了大多数，堂前屋后，路旁水边，总不少曼妙柳姿。

但柳树栽植很有讲究，如“前不栽桑，后不种柳”，而且具体的栽植位置又以庭院两侧为宜，以左为好：“东柳西桑，进益牛羊”。

明代 陆治《丹枫山色图》

榆 树

《神农本草经》称：榆树皮“久服轻身不饥。”

与槐树、柳树一样，榆树同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时已广泛栽植。《诗经·唐风》中的《山有枢》诗里即提到榆树：“山有枢，隰有榆。”既没有槐的才干功名又无柳的姿态风流的榆树，之所以能赢得古人青睐，概因它是一种“活命树”。

榆树的皮、根、叶、花、均可食用，荒年可以当粮吃，青黄不接的春荒之际，榆树的价值便突出了。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称：“荒岁，农人取皮为粉，食之当粮，不损人。”北宋嘉祐年间，“丰沛（江苏徐州一带）人缺食多用之”，度过了灾荒。

明朱橚《救荒本草》记载了榆树“救饥”之法：“采肥嫩榆叶炸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其榆钱煮糜羹食佳，今人多睡。或焯过晒干备用，或为酱皆可食。榆皮刮去其上，干燥邹涩者，取中间软嫩之皮锉碎晒干、炒焙极干捣磨为面，拌糠干草末蒸食，取其滑泽易食。”

《救荒本草》还特别提了一下：“又云榆皮与檀皮为末服之，令人不饥，根皮亦可晒干捣磨为面，作饼食之。”

其实，先秦时人们已发现了榆树的救荒功能。《神农本草经》称，榆树皮“久服轻身不饥”，将之与“槐实”、“枸杞”等，同列为“上品”。

因为榆树有这些特殊用途，所以古时家家不忘栽上几棵榆树。东晋辞官归隐的陶渊明，在院中便栽植了榆树，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古人对榆树的名称也很在意。榆树的果实（种子）榆荚，俗称“榆钱儿”，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木二》“榆”条释称：“其木甚高大，未生叶时，枝条间先生榆荚。形状似钱而小，色白成串，俗呼‘榆钱’。”“榆钱”谐音“余钱”，古人栽植榆树，也有讨口彩的意思，即所谓“阳宅背后栽榆树，铜钱串串必主富。”

当然，古人特别喜欢榆树还有别的原因。古人认为榆树可辟邪，有“宅后有榆，百鬼迁移”的迷信说法。明文震亨《长物志》则另有理解：“槐榆宜植门庭，极扉绿映，真如翠幄。”

清代 王翚《 仿古山水册》局部

梧 桐

《丹铅总录》释曰：“故世所以贵孙枝者，贵其实也。”

梧桐，又名“青铜”，俗称“引凤树”，古代有“家有梧桐树，不愁没凤凰”的说法，所以古人喜欢在庭院中栽植梧桐。明王象晋《群芳谱》中记载：梧桐“皮青如翠，叶缺如花，妍雅华净，赏心悦目，人家斋阁多种之。”

古人往往将梧桐与竹子配合起来栽植，“前栽碧桐，后栽翠竹。”明陈淏子《花镜》称：“藤萝掩映，梧竹致青，宜深院孤亭，好鸟闭关。”如果再养点菊花，到了秋天则别有景致，正如元朝词人侯善渊所写：“一叶梧桐窗外落，金菊出疏篱。”

梧桐木是古人制琴的好材料，因为这原因，梧桐平添了一份高贵与高雅。《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琴的别称“焦桐”即由此而来。

先秦时，已有用梧桐木制琴的记载。《诗经·鄘风》中的《定之方中》诗，就有“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一说。汉魏时，人们用梧桐木制琴已很有经验，以生长在今鲁南峄阳山的梧桐为佳，有“峄阳孤桐”之称。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也说：“梧桐生于峄阳山岩石之上，采东南孙枝以为琴，声清雅。”

《风俗通义》所谓“孙枝”，就是梧桐的枝干，为什么有这叫法？明杨升庵《丹铅总录》是这样解释的：“凡木本实而末虚，惟桐反之。试取其小枝削之，皆坚实如蜡，而其本皆虚。故世所以贵孙枝者，贵其实也。”显然，梧桐被视为“宜子孙”的祥树，正是古人特别喜欢梧桐树的缘由！

除了“孙枝”一说，古人喜欢梧桐还因为梧桐树的枝条被称为“凤条”，这与“梧桐引凰”的传说有关：“凤凰之性，非梧桐不栖。”此外，梧桐还是“知岁时”的“灵树”。据《花镜》“梧桐”条：“清明后桐始华，桐不华，岁必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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