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吉原背后日本社会的矛盾两面，烟花柳巷深处的一夫一妻制

日本拥有一种矛与盾兼备的性格。

小女敢问先生,您我是否曾于何处有缘相会?

这句看似文学少女般的搭讪起手式，其实是日本幕府时代的青楼女子初次招揽顾客时的用语。

每个国家都有着一些风花雪月的历史，游廊青楼，佳人无双。在君士坦丁，狄奥多拉带着查士丁尼将死去的狮子短暂拉出了坟墓；在古都金陵，秦淮八艳谱写了亡国亡天下时的儿女情长，然而要说一个国家被烟花柳巷影响之大，那么连国名的音译发音——霓虹都充满夜色感的岛国自然难逃其中。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深深刻在日本历史中的游女文化。

太阳常常会被云彩遮挡而无法看见，尽管如此，只要仰望天空，肯定会有太阳从云彩的空隙中放出光芒的时候到来。所以，我们为了不错过那一刻，必须抬头仰望着天空，挺直我们的腰板，一定要直视着太阳活下去。

这段话是银魂吉原篇中的银发自然卷在守护吉原的太阳时对着处在世界阴暗面的失足女孩们所说。什么，你问这么一个一天24小时16小时在吐槽刷下限，7小时在扣鼻屎抠脚趾抠弹珠的甜食男人为什么能一改人设，那是因为总有那么一小时，他又会变成攘夷战争里的白夜叉，一个秉持着即使在弃剑的时代,也只有灵魂所约束的正直的剑不能丢弃的信念而努力活着的万事屋老板！

这里所说吉原的原型正是江户时代最大、最繁华、最知名的花街吉原。也是日本游女的聚集地。说到游女这个词最早并不是指妓女，在日本尚未形成封建国家的时候，日本各地的部落豪族拥有大量的私有民，这些私有民各有用途，有些耕种田地，有些服侍起居，而有些则擅长表演，这些因为擅长表演而被主人用来招待来客、参与执行祭祀的私有民就被称为游部。由于其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随着日本形成统一的封建国家后，部落的私有民被废除，他们得以在全国各地游行表演，因而被称作游女。

直到十世纪中期，日本开始出现了白天游行的为游女，晚上放荡的为暗发的说法，也正是在那个醉生梦死的平安时代，在旅人商船过往频繁的近畿地方出现了表演节目的游女和提供额外服务的暗娼的行业分化。

提供节目表演的游女在这个时期也有许多因为自身优秀的艺术功底而出入权贵的宴席，甚至其中有部分作品被收录到《古今和歌集》中。如果说游女的表演是身着华丽的服装表现女性的柔美，那么白拍子则剑走偏锋，他们身穿贵族成年前的服饰——水干，以男性的姿态进行表演，呈现一种独特的坚毅美。白拍子最知名的代表应该是如流星般转瞬即逝的源义经爱妾静御前了。

无论是游女还是白拍子这时候仍是专注于表演的艺者，她们虽然可能会与权贵有着斩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但这仍属于对身居高位、风姿绰约的人的一种倾慕。

随着历史的推移，游女愈发脱离其本来的含义，反倒是暗发愈来愈多，也因此，游女开始成为娼妓的别称。

源赖朝击败平家在镰仓建立起武家的统治新秩序后，为了管理日渐增多的游女，他特别设立了游君别当一职来调停裁决游女之间的争端。继承了镰仓幕府衣钵的室町幕府，虽然一开始废除了游君别当这个职位，但是应仁之乱后幕府日渐成为日本继天皇之外另外一尊虚君偶像。伴随着权力的丢失，一向以掌管天下钱财著称的室町殿也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向没有保护人的烟花行业征税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倾城局随之应运而生，也从此揭开了幕府向烟花柳巷颁发官方执照同时征收税金的历史帷幕。

室町幕府灭亡后，向游女征税的行为却没有消失，无论是丰臣秀吉还是德川家康都认可了这个生钱手法。而为了便于管理，江户时代的游女不仅需要交纳一种叫做落钱的税金，聚居的游女町还被高墙深壕所围绕，宛如一座防御森严的城中城，游廓就是用来形容这种特殊情形的词。

所有的游廓中又以江户的吉原为最大，而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12年，江户幕府为了增加地方大名的负担，削弱他们的实力，同时为了繁荣自己的根据地，主导执行了江户城的“天下普请”（强制要求全国大名出钱出力参与城市建设）。借着天下普请的机会，游女屋的经营者庄司甚右卫门提出了在江户设立专门的烟花地，统一安置管理游女的建议。这一申请最终得到了幕府的批准，1617年，吉原正式建成。吉原的名字来源有两说，一说是源自庄司甚右卫门的出身地吉原宿场，一说是因为吉原初建芦苇丛生的苇原上，为了寓意吉祥，特改了同音的吉字。

1638年，幕府设置了著名的吉原大门，四周隔离并派专人看管，封闭式的游廓正式形成。

早期吉原的顾客主要是有权势的贵族和上层武士，营业时间限定于白天。江户吉原游廓与京都的岛原游廓、大阪的新町游廓遥相呼应，共同组成了日本三大“花街”。

然而统一管理，还有官方认证的吉原却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其根源在于幕府严格的制度限制，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禁止吉原在夜晚营业。陷入僵局的吉原等不来夜晚的月光，却等来了一场大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因为这场烧毁了大半个江户的天灾使得吉原浴火重生。

火灾过后，忙于重建江户的幕府为了争取游女屋老板们对市政建设的经济支持，解除了对吉原营业时间的限制，同期吉原搬迁到了浅草寺，面积也扩大了整整一倍。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吉原日渐成为了一座一掷千金的不夜城。

但是这时候的吉原仍有着相当重的平安时代遗风。在吉原，身份地位较高的游女被称为花魁，然而花魁之中也有高下之分，最高等级的游女被称为“太夫”，其次为“格子”，再次为“散茶”，然后才是“座敷持”和“呼出”。第一次前往吉原的客人可不能直奔主题，直接去找花魁，而是得在外头的扬屋（一种提供饮食住宿的歇脚地）接受考核。所谓的考核是指客人需要在扬屋召集普通游女，宴请宾客，向扬屋的老板展示财力，暗中考察的老板会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出来和客人交流一番，在对客人的经济能力有一定认知以后，他才会根据实际情况为客人邀请相匹配的花魁。

当扬屋老板通知游女后，花魁会梳妆打扮后，便会穿着艳丽的振袖和服，带着大队人马包括两个“振袖新造”（一般为15岁左右的少女，未来的太夫候选）、两个番头新造（年纪大了但仍未赎身，转职为侍女的游女）和一众跟班前后打着罗伞开道，这段路程就是所谓的“花魁道中”。

客人见到花魁也仅仅是一个开始，假如花魁对客人并不满意，她可以直接扭头闪人。即使她对客人很满意，也只会对饮一杯，说上话在第一次见面时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而游客期待的第二次见面也仅仅是第一次经历的重复，即使如此诸侯富商仍是乐此不疲，不管花魁是否满意客人，客人都需要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作为花魁的露脸费，从作为花魁的太夫到打伞的番头新造都要一一打点妥当。

直到第三次见面，花魁才会做出决定，假若太夫为游客备好了筷子，才意味着客人最终达阵得分，可以与太夫正式交往。客人与太夫一旦交往的关系确立，太夫的闺房俨然成了游客第二个家，他必须负担太夫的生活，照顾好她的贴身童婢。在吉原和太夫一起生活，处处都要用钱打点，不是权贵还无力承担。同时游客和太夫多以夫妻相称，也必须在游廓内恪守类似于一夫一妻制的规矩，假若被吉原中人发现客人同时又和其他太夫发生了关系，自然免不了一场深刻的教训。在古时候的日本，民间良家妇女尚不敢要求丈夫忠贞不二，但是在艳名远播的吉原这竟然成了一条不成文的铁律，着实也是一种对日本所谓的缓慢的激情所作出的黑色嘲讽。

这种缓慢的激情养成的源头自然是来自于日本社会追求风雅的价值取向，但是吉原也在其中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吉原游女并非都是穷苦出身，其中还有不少是富户、大名甚至贵族出身，家庭突遭变故的大家闺秀。不管什么出身，进入吉原后都需要接受大量而严格的训练。在真正成为花魁前她们要熟读诗书，品鉴字画，精通吹拿弹唱，熟稔茶道花道。游女来自地方，却需抛弃地方的特点，第一个要甩掉的就是口音，她们要学会用江户通用的发音进行考究的遣词造句，当然除开这些贵族女子都有的技艺之外，她们还需要学习用于特殊服务的技能。

也正是由于吉原长期在太阳的背后学习属于公卿文化的技艺，造就了她们虽然身在风月场却小有才情同时又耻于摇尾乞怜的矛盾画面。吉原游女无视权力，只知道炫耀权力的权贵，往往得不到游女的青睐。而恰恰在吉原，财货并不是衡量男人价值的标准，男人们的体面来自游女的欢心倾慕，。一般的游女重财轻义，吉原的游女却有不同，她们好财不假，但她们把气和粹放在财前（毕竟能见上面的在财上都已经基本达标），所谓气和粹，通俗点我们可以称之为气质，一种风流倜傥，举止儒雅的气质。在吉原游女和恩客之间也发生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也在文人的加工演绎下成为了后来日本文学的一部分。

伊达政宗被称为战国的迟到者，说的是他志在天下，但是因为过于年轻错过了争霸的最好时机，最终只拼下一份仙台六十万石的家业。然而作为仙台藩的第三代当主，伊达纲宗却遗忘了先人的志向，深深的迷恋上了名列宽永三名妓之首的高尾太夫。为了替高尾太夫赎身，他接受了老鸨的敲诈支付了与太夫体重一样的黄金，最后这个数字竟然是75公斤。人说恋爱中的人智商严重下降，下降程度与热恋程度呈正比，伊达纲宗你倒是想想一个75公斤的女人还能成为花魁为你所爱吗。

虽然伊达纲宗最终成功为高尾太夫赎身，一起在仙台过上了没羞没臊，哦是神仙眷侣的生活，但是幕府可不是吃瓜群众，看个热闹即可。由于无法忍受伊达纲宗在吉原的浪子行径，武家领袖强制他放弃仙台藩藩主的位置，伊达纲宗也成为了微微一笑为红颜，丢官弃爵在所不辞的痴情浪子界扛把子。

正当所有人痴迷于这种缓慢激情的时候，吉原却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改变，由于吉原的门槛，导致大量平民并没有机会接触，哪里有需求哪里就会有市场，这种经济学定律永远是法令禁止不了的，大量没有执照临时摊位开始在江户各地出现。为了饵除这些不交税的私娼，幕府执行了数次大规模的扫黄运动，抓获的暗娼游莺都交给了吉原进行安置。相较而言，太夫养成成本高，只能有一个金主，而游莺投入成本低，能同时发展好几位顾客，对于老板来说，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自打江户幕府中期，武士被禁止进出吉原，导致能承担太夫高额费用的金主大量减少，吉原也就逐渐成为游莺的主场。

到了1752年，太夫几乎在吉原绝迹，作为后起之秀的茶屋取代了先前的扬屋成为了吉原的引手点。同时由于太夫、格子等高位花魁的消亡，散茶成了吉原段位最高的花魁，其费用相较过往高高在上的太夫自然也更为亲民。

与费用的降低类似，向花魁的求欢难度也大大降低，出于商户平民对于风雅并不在意的特性，茶屋中的欢娱重点也就放在了财上。极盛时期，在吉原游廊工作的游女就有近四千人，她们被分成了十四个等级，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下级游女，站在妓馆的大厅内宫供客人挑选，只要有客人看上了，就留下陪夜。最高级的花魁的花费和最低级的游女间，竟然可以相差一百倍。同时期的其他游廓也不遑多让，大阪的新町游廓有八百多名游女，京都的岛原游廓更因为幕末新选组的出入而名声大噪。

日本人的性格充斥着矛盾的两面性，《菊与刀》中有许多受限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二战这一特殊时代背景，许多结论仍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文中所写日本人既是最顽固的人群，也是最善变的人群，只要外部环境改变，他们最开的都督放弃原有习惯，这个论点笔者很是赞同。无论是推古新政，还是大化革新，无论是明治维新，还是麦克阿瑟改革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大手术，然而过程几乎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平稳而又有序的进行了下去。伴随这个原则的另一个现象就是日本人极端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但绝对不轻易表露出与别人不同的观点。

而吉原的风月场景与繁琐流程之间，金钱买来的欢爱与不得贰心的规矩之间，所有看似不能兼容的矛盾正是日本这种特点的表现。

吉原虽然在战后被关闭，但是随着日本历史一道推移演变的游女文化却深刻写在了日本的历史之中。它和战后蓬勃发展的动漫、游戏一道成为了外人眼中的日本标签。看似低龄向的动漫文化与看似成人向的游女文化的一道崛起也恰恰是一种表达日本矛盾特性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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