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年初天津共和社派邱炳炎、一个玩票的“邀头”光临上海,邀厉慧良到天津演出。
厉慧良的同事 赵晓岚是到过天津的，便告诉她的合作者:
“到天津，要演，就在中国大戏院。别的剧场，不能去。”
厉慧良对邱炳炎讲了这层意思。
邱炳炎回答:
“中国大戏院，好，自然好。可现在老开会，不定叫你演出了。这就很讨厌。我们是名伶剧团，联系的是新华戏院、长城戏院，梅兰芳、谭富英都在那儿演过。”
那也好。
过了春节，厉慧良来到天津，下榻新华戏院一侧。
“新华”演一周，“长城”演两周。
天津文化局艺术处去人看了演出，回报局长方纪:“咱们想建京剧团,不没主演吗? 这下好了,主演送上门来。您看看去吧。”
是吗?
方纪立即去看演出。一看，大为满意，便问下话来:
“怎么不在中国大戏院安排?”
中国大戏院现在腾不出时间。
那就让厉慧良住进“中国”。
搬家了。
这样，“新华”延长为两周，“长城”改为一周。
由此，天津开始传说厉慧良。
当时，小达子大爷住在天津，逢人便讲:
“我所见的《八大锤》，没有一个不掖(貂)尾的，就是慧良不掖。功夫太深了! ”
但是，“新华”的业务连十排都卖不到。
为什么?
还不为天津所熟知。
戏码安排也产生了阻隔。
有个老戏迷,人称伦五奶奶，大约是满族吧，人家请她看厉慧良演出，她立即拒绝:
“什么呀! 前《盗宗卷》，后《钟馗嫁妹》，这不成戏篓子了吗? 戏篓子，我不看! ”
您看看再说怎么样?
结果一看，伦五奶奶成了“厉迷”。
业务虽然不好，回头客忒多。
“新华”的售票员作口头宣传:
“您看吧，厉慧良的《长坂坡》，背手接花，不是人找枪，是枪找人! ”
这一形容，神了。
厉慧良正当“而立”之年，眼力、臂力、腿力都十分之强。但是，他的戏与南方不同，与北方也不同。从主体意识，到舞台调度，到锣鼓经，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这就需要每天说上几个钟头的戏。只身北上，没带个说戏的，没带个“抱本儿”的，孤军作战，也就苦了他!
嗓子累哑了。一次唱《借东风》，竟被天津观众“随”了个大倒好。闹到售票员出来解释:
“太累了。他整天排戏，都是双出。就是铁嗓钢喉，也受不了! ”
不过，首闯津门，“住进”了“中国”，这就是厉慧良的一个胜利。
在重庆，便听说相声前辈张寿臣先生的大名，现在到天津了，便去拜访，请看戏，并常到燕乐戏院看先生的演出。求教的背后，也藏着厉慧良的精细:
要借助相声界的“嘴”传名啊!
此时，北京市京剧二团来天津演出，厉慧良遇裘盛戎二哥。
裘盛戎从石挥等上海演艺界朋友那里获得对厉慧良的好评，乃鼓动慧良到北京公演。
大约就是裘盛戎宣传的缘故，不久，北京文化局演出公司派蒋念劬来津邀厉慧良进京演出。
虽说是1950年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期间在北京露演过两场戏，到底在圈子里，影响不算太大，到北京公演公演也好。反应好，可供大家参考；反应不好呢，倒也便于改正。
蒋念劬相告: “谭、裘到上海了，机会难得。多带戏，都露露! ”
好!
厉慧良又犯了傻，再度弄成天天排戏、疲于奔命的局面。
首场演出在中和戏院，前《盗宗卷》后《挑滑车》。
到《挑滑车》,厉慧良掉了一个靠旗！
李万春，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待厉慧良忒好。万春大哥大驾光临，北京凡演《挑滑车》的人基本上到齐了。
看完了戏，李万春环顾四座:
“诸位，看见了吗? 这才叫《挑滑车》呢! ”
捧了一个，伤了一群。可，他也说得起！
厉慧良“红”了，“红”在北京!
演了一期，累得够呛。
“一望”、”两望”，厉慧良: 哦，哦，是了，我应该参加中国京剧院。
这时候,天津邱炳炎又来了：
“这回是请您到中国大戏院了。上回，您在北方还没影响，我们也是初识，玩艺儿怎么样啊? 天津认你不认你? 我没根。‘中国’不接。这回不同了。‘中国’要接您! ”
厉慧良这才进了中国大戏院。
中国大戏院，马连良、周信芳以降，几乎没有一个没到过“中国”的。久而久之，进“中国”
便成为一种标志，代表了一个层次: 中国级的。没这个份儿，进不了“中国”。
“杀”进“中国”，厉慧良在天津戏迷心目中，等于进入中国京剧的“名角儿”之林。
进是进了，演出仍处于受到好评、不太上座、最好卖到七成的局面。
末一场前《艳阳楼》,后《挑滑车》。
观众多是看完了头一出，出去吃饭。吃完了饭，再来，“大轴”也该上了。
一个演员被观众认可，总要有个过程。以后到1956年厉慧良落在天津，才出现那种一贴就满、内销都不够的盛况。
就在这次演出中，厉慧良演《金钱豹》，使“飞脚过人”“绝技”出了“丑”。飞脚下桌的时 候，踩桌角踩翻了桌子（原来，南方的桌子四条腿都在底面的四角，北方则往里靠一些。习惯了南方的，事先也没排戏），结果一脚打飞了另一个演员的员外巾，厉慧良坐到台上了。
“嗵! ”观众给了一个可堂的倒好。
“重来。”一个飞脚过三人，好漂亮!
掌声雷动。这才圆了面儿。
戏完了，厉慧良上台道歉!
这个戏，却“红”了。
回到北京，厉慧良又应蒋念劬之请，与北京市京剧二团合作了一个短期。
如果松松口，厉慧良也就参加这个二团了。裘盛戎一再“团结”他，希望与他合作。厉慧良却总觉得它是民营公助，不比中国京剧院大国营、大气派。要参加团就得天下第一团呀! 他婉言谢绝了裘盛戎: “二哥有嗓儿，离开富英不行。”
这时候，李少春来找厉慧良，向他透底:
“现在，中国京剧院正抢你呢。云燕铭那儿抢，说她那儿没有文武老生。叶盛兰也是这个意思。我，也要抢你。光我一个，不行。咱俩合作，多好。你哪儿也别跑了。”
厉慧良自然高兴: “行啊! ”
所以，当天津共和社再次邀厉慧良演出的时候，厉直言相告:
“咱们这是最后一次合作。中国京剧院已然有了意思: 留我……”
他随共和社去了河北、山东。
实际上，厉慧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连李少春也想天真了。进国家大剧院，那么容易吗?
云燕铭同学，作为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马彦祥的夫人，这时起了作用。
天津要留厉慧良，被厉拒绝了。
文化局局长方纪不得不跑到文化部，点名要厉慧良。
在方纪看来，厉慧良个头儿比李少春高，年龄比李少春小。李能演的戏，厉能演；李不能演的戏，厉也能演。倘厉能来天津，天津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经过云燕铭垫底，马彦祥也觉得方纪要厉，恰好能妥善地把厉安置了。于是,致函厉慧良，称,天津为中国三大直辖市之一，京剧薄弱，望你在津把京剧事业搞起来云云。
接到来函，厉慧良不能不改变初衷: 一、文化部是最高领导，对我太关心了。二、我要听艺术局的。不听，它要下个通知，谁也不邀我了，我怎么办?
天津文化局派艺术处处长赵枫到青岛见厉慧良。
厉慧良在一推、两推之后才摆下酒宴，接待了赵枫:
“同意马彦祥局长的安排。我帮天津搞起一个京剧团来。搞成了，我再走。”
赵枫复命。方纪局长同意了。
这样，厉慧良来到天津。不久，文化局为他购置了一所拥有九间房的独门独院: 大营门全升里19号。
岂料，这一“改变初衷”，厉慧良竟与天津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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