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洋州史话（上）：洋州是戚夫人故里吗

洋州，为今日陕西洋县之前身。公元553年，西魏废帝二年在今西乡县域内设立洋州，“领洋川、怀昌、洋中、丰宁四郡。其洋川郡领洋川（今西乡县蒿坪山）、黄金县（今洋县东北）、丰宁郡领丰宁县（今西乡部分和镇巴）、怀昌郡领怀宁县（今洋县西）”（《汉中地区志》卷一）。建州203年后的唐天宝十五载（756），洋州州址迁移至兴道县（今洋县县城），时与梁州（今汉中）、金州（今安康）等州并列，下辖兴道（今洋县县城及西北）、黄金（今洋县东）、洋源（今镇巴县南）、西乡、贞符（今洋县南）五郡县。直至公元1370年，明太祖洪武三年将洋州降州为县，始称洋县，以至于今。

从洋州建州至废州为县，共818年；从改名为洋县至今，共652年。其中，对洋县前为州后为县的古代历史的记载，有两部志书，这就是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由时任洋县知县邹溶编纂刊印的《洋县志》（以下简称康熙《洋县志》），和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时任知县张鹏翼编纂刊印的《洋县志》（以下简称光绪《洋县志》），记载了从洋州建立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为止洋州（洋县）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这两部志书承前启后，用二图、四表、十五志、十一传，对洋州（洋县）的山川、人物、风俗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记述，在给我们以丰富的历史文化滋润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历史疑问，使我们不得不寻根问底，探个究竟。

洋县戚氏村是汉初戚夫人故里吗

在今陕西洋县城西的戚氏街道办事处戚氏村村南108国道北侧，有一座古墓，墓前立有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牌，其名为“戚氏墓”，标牌为“洋县人民政府于一九八二年三月立”。

这个“戚氏墓”是何人之墓？查光绪《洋县志》，在卷七《艺文志》收录有三首清代诗人写的有关该墓的诗。其中，翁文炜五言律诗的题名为《戚夫人故里》，不仅标题就指明戚氏村就是戚夫人故里，诗中所咏之人也指明就是汉高祖刘邦的戚夫人：

汉皇初创国，此地得天姿。

不擅倾城宠，何来夺嫡疑？

断肠逢吕后，薄命等虞姬。

一望春山色，还如锁黛眉。

同时，在本书第四卷的《古迹志》中记载：“戚氏村，（在）县西八里，为戚夫人故里。”在它之前的康熙《洋县志》卷之一《舆地志·古迹》中说得更清楚：“（戚氏村）县西八里，汉高帝妃戚夫人故里。”

可是，读过司马迁《史记》的人，都知道司马迁说戚夫人是山东定陶人{《史记·吕太后本纪》：“高祖（刘邦）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不是陕西洋县人。

修撰洋县志的清代两位洋县知县邹溶和张鹏翼，他们都是学富五车的进士出身，难道他们不知道《史记》的记载吗？应该不是。这点可以从光绪《洋县志》卷四的《墓塚志》中不见“戚氏墓”的记载得到证明。既然这样，为何还要在《古迹志》中记载？笔者以为，两位知县老爷对此事真假是有保留的，所以才如此处理，以留待后人进一步鉴别。

因为，说戚夫人是山东定陶人的依据，只有司马迁“定陶戚姬”一条记载，班固《汉书》承袭《史记》，属于孤证。但是说戚夫人是古洋州人，却有三条史证：

其一，司马迁的《史记》中说汉高祖刘邦做汉王后得到戚姬，不久就生了赵王如意。查史书，刘邦被霸王项羽分封为汉王，于公元前206年到汉中就任汉王，期间刘邦就在汉中一带包括洋州地域活动，得戚姬当在此时此地，不可能是千里之外尚不属于汉王地盘的山东。

其二，北魏郦道元（466—527）地理学名著《水经注》，其中“沔水”条记载说：“洋川者，汉戚夫人之所生处也。高祖得而宠之，夫人思慕本乡，追求洋川米，帝为驿致长安。蠲（juān）复其乡，更名曰县，故又目其地为祥川，用表夫人载诞之休祥也。”洋川初期为今西乡县域，后来洋州曾改名洋川郡，包括今洋县在内。古洋州境内仅有一个戚姓聚居的村落，就是今日洋县之戚氏村，自然推断当是戚夫人故里。郦道元公认是古代著名地理学家，他的记载被认为“信史”，关于戚夫人故里的记载详细具体而显得十分可信。虽然，南宋史学家胡三省批驳郦道元：“《汉书》言‘定陶戚姬’，不言生于洋川，《地理志》止有成固县，不载洋川。戚夫人生于洋川，本之郦道元《水经注》，道元好奇之过也。”但我们明显觉得，胡三省理据不足：《汉书》说“定陶戚姬”，只是班固因袭司马迁的说法；而“《地理志》止有成固县，不载洋川”，因为《汉书·地理志》记录过简（《水经注·序》：“《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未载的郡县很多，仅凭此两条，就说“道元好奇之过也”，显得太武断了。

其三，北宋仁宗时官至副宰相的韩亿有诗为证。韩亿（972—1044），字宗魏。咸平五年（1002），登进士第，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任洋州（陕西洋县）知州，景佑四年（1037），授参知政事。他在洋州执政期间，爱护百姓，善断疑案，建树颇多。48年后，他的第六子、宋哲宗朝的宰相韩缜于嘉佑五年（1060）又任洋州知州，且政声不输老子，洋州百姓特修建“袭美堂”以赞颂。

韩亿有《洋川》诗，赞美洋州：“梁州邻左右洋川，气候融融别是天。地僻过冬稀见雁，箐深初夏已闻蝉。乡风与蜀微相似，驿路见秦旧接连。骆谷转山围境内，汉江奔浪绕城边。展开步障蘩花地，画出棋枰早稻田。”全诗40句，其中第33、34句为“戚姬庙宇青芜没，和相诗碑绿藓沿”，可见，宋时除了洋州有戚夫人墓，还建有“戚姬庙宇”，只是年久失修，塌陷在青草丛中了。作为进士出身的副宰相韩亿，不可能没读过司马迁的《史记》，应该知道司马迁说过的“定陶戚姬”。但是，他没动摇，在诗中明确认定戚夫人故里就是他执政的洋州。

有此三证，足以驳倒司马迁之孤证，加上当地至今还存在的戚氏村、戚氏墓的墓冢和历代诗人的诗作，都可证汉戚夫人就是古洋州人，戚氏墓就是她的墓冢。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势而论，其墓冢为衣冠冢的可能性最大。

诗圣杜甫当年是否到过洋州

在两部清代《洋县志》的《艺文志》中，都收录有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一首诗《白沙渡》：“畏途随长江，渡口下绝岸。差池上舟楫，杳窕入云汉。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马向北嘶，山猿饮相唤。水清石礧礧，沙白滩漫漫。迥然洗愁辛，多病一疏散。高壁抵嵚崟，洪涛越凌乱。临风独回首，揽辔复三叹。”

杜甫（712—770），字子美，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尊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

据杜甫《发同谷县》诗原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成都纪行”，这首《白沙渡》诗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腊月，在向成都进发的路上。这年，杜甫四十八岁，为了生活，一年到处奔波，四次迁移。本来在同谷县（今甘肃成县）住了一月多，感到这里僻静，少麻烦，但终因衣食无着、生计艰难，不得不在天寒地冻的腊月初一起身，赶赴千里之外的四川成都。

一路上，杜甫一共写了十二首诗，依次为《发同谷县》《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成都府》，清楚地记载了杜甫一家从同谷县到成都的路线行踪：他们从成县出发，为了到嘉陵江乘船走水路，只好绕路北上徽县木皮岭（即今甘肃徽县西南十五千米的木兰花掌），赶到洛河与嘉陵江汇合处的白沙渡，乘船顺嘉陵江南下。

也许是乘船前的这段山路太难走了，杜甫害怕了，在诗中称之为“畏途”。可是，登船以后，既可以休息恢复体力，又可以欣赏美景，酝酿诗句，还不耽误行程，三全其美，作为诗人的杜甫顿感轻松，一身的病痛和愁烦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与见惯的小河浑水相比，宽阔的嘉陵江清澈见底，细石白沙，历历在目。时而高岩峭壁，洪涛激流，时而水平如镜，原野空旷，加之马嘶猿鸣，江流天际，杜甫不由地连声感叹。

这首“苦尽甜来”、转忧为喜的诗，令我们读后，也是心情愉悦，很为陕西的好山好水自豪不已。

更为自豪的是这个白沙渡就在洋县，位于汉江洋县段的黄金峡出口。光绪《洋县志》卷三《山川志·津渡》记载：“白沙渡：在县东一百三十里出黄金峡口。”由此表明，诗圣杜甫曾到过古洋州，有诗作《白沙渡》为证。这自然是古洋州最值得纪念的历史大事之一。作为曾任洋县知县的邹溶和张翼鹏，他们在先后编纂《洋县志》时，都把杜甫《白沙渡》诗名正言顺地收录于《洋县志》中。

二位知县的认知对吗？据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引用各家研究，对杜甫此诗中的“白沙渡”有三种说法：一是指今甘肃徽县西南四十里的白水江（又名洛河）上的官桥渡，因为白水江流经花岗石、石英石地区，河滩多白沙，故称；一是认为在剑州（今四川剑阁）北与昭化县接界的清水江津；一是嘉陵江与洛河汇合处的白水江（甘肃、陕西交界处，属陕西略阳县）一渡口。北宋宣和六年，成州知州晁说之《发兴阁记》云:“抵凤凰台望西崖以极白沙渡，实杜子美入蜀之道也。”按晁说之所指方位，从实地考察来看，即为嘉陵江与洛河会合处的白水江一渡口。

不管哪种说法属实，这三种说法的白沙渡都不在当时的洋州。

再从杜甫赴成都的路线和实际情况来看，也不可能绕远路走洋州黄金峡出口的白沙渡。杜甫要去的是四川成都，位于甘肃成县的西南方，而洋州（陕西洋县）却在成县以东230多千米。在这天寒地冻的腊月，生活困顿，急于投亲靠友解决生计问题的杜甫，会绕这么大的冤枉路吗？绝不可能。知县邹溶在编撰《洋县志》时未加考究，误以为杜甫写的就是洋县的白沙渡而予以收录。过了二百多年后，知县张鹏翼组织续编《洋县志》时，还是未加考究，照例录入此诗。如此看来，古人有时也是很马虎的。

大文豪苏轼到过洋州吗

光绪《洋县志》卷八《逸民传》记载：

苏轼，字子瞻，眉州人。熙宁间文同守洋州，公寓此，有题洋州三十咏，见《艺文》。

苏辙，字子由。熙宁间与兄文同寓洋，有题洋州三十咏，见《艺文》（流寓）。宋鲜于侁，字子骏，阆中人，与子瞻兄弟同寓洋，有题《园池》诗。

按此记载，苏轼兄弟不仅到过洋州，还在洋州寓居多日，并写作了《洋州三十咏》诗。这当然又是洋州历史之大事，值得大书特书。但令人遗憾的是，经今人考证，苏轼兄弟写有《洋州三十咏》组诗不假，但他们确实未曾来过洋州。

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罗琴撰文《文同与二苏的交游及交往诗文年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0期），通过对文同与二苏一百五十三首（篇）交往诗文的时间、地点考订，指出文同与苏轼一生仅两次会面，一在陕西凤翔，一在京师开封。

第一次是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文同在永泰故里守父丧。五月以后归朝……苏轼时任签书凤翔府（陕西凤翔）判官……文同与苏轼初会于凤翔。苏轼《黄州再祭文与可文》：‘我官与岐（凤翔），实始识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气方刚，谈词如云。’时文同在服除归馆途中”。这次见面时，苏轼29岁，文同47岁。由于苏轼的父亲苏洵以前曾与文同在京共事，且相交颇深，因此苏轼、文同之间应有所了解，所以尽管时间短暂，两人却相见甚欢，两人对对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是在熙宁三年（1070），“三月，文同守制期满。四五月间，归朝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苏轼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宣告院，权开封府推官……文同与苏轼同住西城。苏轼《黄州再祭文与可文》：‘再见京师，默无所云。杳兮深兮，落其华芬。’文同《往年寄子平》：‘记得往年归在京，日日访子来西城。虽然对坐两寂寞，亦有大笑时相轰……’”这次交往，从当年四五月间到次年初春，时间近乎一年，两人交往频繁，诗文唱和颇多。之后，文同离京出守陵州，两人从此就没有再见，只是通过书信和诗等方式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关于二苏和文同洋州三十咏诗，罗琴教授文章中明确指出：“熙宁九年（1076）二苏及鲜于侁和文同《守居园池杂题三十首》，就是受时在洋州的文同之书信请求而作的，而且和诗就在当年即寄给了文同（见‘熙宁九年’）。”有碑石刻文为证。清陆耀遹《金石续编》卷第十六收此诗石刻，题云《寄题与可学士洋州园池三十首》，下署“熙宁九年三月四日东武西斋”十二字。该年，苏轼知密州（今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东武是密州治所诸城的旧称。“寄题”即证为书信邮寄。

再以苏轼诗作特点看，每到一地，诗作不止一两首。如果苏轼到过洋州甚至寓居过洋州，其诗作就绝不止《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组诗一首。

两位编纂《洋县志》的知县，出现这个误解，大概是受了明代诗人陈棐《洋县怀古》诗的影响：

当日文公刺，曾招苏子游。

一时留藻丽，千古慕风流。

天汉楼台古，横湖锦练收。

迂怀嗜访旧，临去更迟留。

陈棐的诗说，当年文同在洋州做刺史时，曾经邀请苏轼来此地一游。当时苏轼就给洋州留下了《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的华美诗篇，使人们千年万代都敬慕他的文采风流。据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二《职官三·明》记载，陈棐曾任陕西按察使，自然多次亲临洋州实地视察。在他看来，只有苏轼来到洋州，才会有与文同唱和的《洋州园池三十首》组诗。到了清康熙年间，洋县知县邹溶组织撰写《洋县志》，收录了陈棐这首诗，自然也接受了陈棐的说法，在卷之四《人物志·流寓》中写明：“宋苏轼，字子瞻，眉州人。熙宁间文同守洋，公寓此地，有题洋州三十咏，见《艺文》。苏辙，字子由。熙宁间与兄同寓洋，有题洋州三十咏，见《艺文》。”县丞刘馨作为邹溶的副手，担任《洋县志》同校，他的《筼筜废谷》诗中就有“潇洒曾招学士屐，风流时泛使君觞”之句，显然是化用了陈棐的诗句。

来源：各界杂志2022年第10期

作者：陈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