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媒体近期一篇关于城中村“社区厨房”的报道，触及“外来人”这个意象辽阔却不免有些沉重的话题。
广州市天河区广天社区的凌塘村，是一个外来人口占97%的城中村，人员密集、流动性大。2016年，由广东省总工会资助、当地社区承办的“凌塘新家园异地务工人员服务项目”正式落地。其后成立了妈妈互助合作社，成员们酝酿启动“社区厨房”。在“社区厨房”里，孩子们可以聚在一起吃饭玩乐，妈妈们则多了一处闲聊社交好去处。
这里有菜、有爱、有故事……概括了“社区厨房”主要功能：满足口腹之欲、社交之需、关爱之需。在这样一个实用而温馨的地方，人无分土客，都能受到情感滋润。
“社区厨房”发挥核心作用的前提，是城市张开怀抱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人”及其亲属。外来人，非常需要这个。
有一天深夜，我在地铁末班车上，看见座位对面的一位中年男人，开着手机视频，和子女聊天，有说有笑。关了视频后，他低头许久，抬起头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眶红了。中年人的隐忍能力“强大”到可以忽略自己的窘迫，却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被千里之外的一声呼唤击中内心柔软处。
这让我想起，有许多打工人喜欢安装监控摄像头“看”家人。这种方式的流行，折射了一份想见家人而不能的无奈。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新技术时代带来的情感交流的便利，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叹息和期盼。儿女对着监控摄像头哭喊着父母回家的场景，每每让人心疼不已。解决思念之苦、陪护难题的终极办法，是让儿女从摄像头搭建的“虚拟家园”中走出，和父母一起生活。而当外来家庭在一座陌生城市团圆后，精神需求也骤然增多。对城市来说，也是一种现实考验。
如今，很多城市都在不遗余力地招揽天下英才，门槛也一降再降。但这份“人才饥渴”很少投向缺乏高学历、谋生手段看上去颇为粗粝的外来人，似乎就因为他们没有被打上“人才”的标签，城市就可以不用对他们的境遇负任何责任。
对城市来说，包容和善待外来人，是一件惠而不费的事务。城市只要打开心胸温柔以对，不需要做太多事、付出太多成本，就能让外来人在实地和精神上立足。事实上，类似“社区厨房”这样的实用性设施，有官方推动，但主要由民众自发组织建设。敢于去异乡讨生活的人向来拥有非凡的创造力，“给一点阳光就灿烂”真不是吹的。以“社区厨房”抚慰肺腑、凝聚人心、共抵让人精神愉悦的舒适地带，方式简约，便于复制和推广。某种意义上，“社区厨房”是人与人“互爱”的隐喻，借由“立足之地”所营造、烘托的归属感，可以极速传导到更多人心中。
但这事说不难也难。说到底，外来人在城市打拼获得一份生计并不难，难的是真真切切受到城市、城市人的尊重。
一位好友和我说起过，他女儿的小学同学，其父是公司高管。这位同学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随父亲迁去了北方某大城市。在新的学校里，他这个外乡人的孩子，游离在本地孩子的圈子之外，始终难以融入。这份被孤立的感觉，人到中年都未从内心深处消失。好友的同学发现，同学之间、家长之间，阶层观念根深蒂固，是否拥有优渥的家庭背景，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受接纳度”。
就算是本地，人群之间的身份差异也常被强调。40年前，我从村里到乡中心小学读书，被分配和女班长同桌，结果只持续了一天，第二天她就出现在另外的座位上。彼时，我衣裳破旧，打着补丁，身上还带有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所留下的浓浓味道。女班长是干部子女，家境优渥，她平素只和“城镇户口”的孩子玩耍。
当然，就个人体验而言，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带、不同的人群，对外来人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城市“心肠”就要软和一点。我在一座中原古城居住过，极少受到“当地人”的排挤。我难以理解，同为人间草木，有些人怎么就不能对外来人友善一点？
有句话说得好，“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既然谁的家庭都抹不去“农民”的基因和印记，包容身边的“农民”面孔，也是一份道义，何必非得装模作样自觉高人一等？
回头看，广州城中村“社区厨房”，让人最感动的地方，就是外来人不仅成为参与当地建设的“主力”，还赢得了“当地人”发自内心的欢迎，相互团结建立起简单、淳朴的社会关系。
（作者系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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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里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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