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母得罪：论甄后之诛及其对曹叡的性格影响

《晋书》称曹叡“因母得罪”，学者卢弼亦戏言“袁胤曹嗣”，即隐喻曹叡并非曹氏血脉。“袁胤”之说固属妄语，无足采信；但甄后赐死与曹叡失宠却真实存在，而这一事件又对三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及至（魏）明帝，因母得罪，废为平原侯。--《晋书 阎缵传》

从某种意义上看，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的性格特征，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少时的悲惨经历。

生母赐死令其压抑心性，谦退自守；而独擅权柄之后，又带来报复般的肆意妄为。明帝统治期间“宫馆是营”、“录夺士女”，大兴土木，荒淫自恣，可谓长期压抑之后的病态行径。而这一切病态行径的根源，又皆在甄后之诛。

自（明帝）在东宫，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唯潜思书籍而已。--王沈《魏书》

鉴于甄后之死属于魏朝之“国恶”，因此王沈《魏书》、陈寿《魏志》对此皆语焉不详，百般回护。然而通过对《典论》、《魏略》、《种瓜篇》的线索分析，可知其赐死始末相当复杂，远非一句单纯的“愈失意，有怨言”所能概括。

本文想就现存史料，探讨甄后赐死始末，并论述其对曹叡性格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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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胤曹嗣”及其反映的血统问题

“袁胤曹嗣”之说，波流已久。其根源在于《明帝纪》对曹叡年龄的混乱描述。

明帝之崩，时年卅六，袁胤曹嗣，深滋疑实，杀母留子，藉以灭口。--《三国志集解》

陈寿称曹叡崩于魏景初三年（239），卒年“三十六”。按此，曹叡当生于东汉建安九年（204）。

三年春正月丁亥……帝崩于嘉福殿，时年三十六。--《魏书 明帝纪》

然而曹丕纳甄氏，事在建安九年（204）八月。若如此，则曹丕、甄氏自成婚至生子，前后竟不足四个月，令人疑窦丛生。

及冀州平，文帝纳（甄）后于邺。--《魏书 文昭皇后传》

（九年）八月，审配兄子（审）荣夜开所守城东门内兵。配逆战，败，生禽配，斩之，邺定。--《魏书 武帝纪》

后世学者遂据此发微，质疑明帝血统，甚至根据甄氏的过往婚史，逆推曹叡乃袁熙之遗腹子，此即“袁胤”之所由来。

窃谓承祚（指陈寿）此文，实为曲笔，读史者逆推年月，证以甄夫人之赐死，魏明之久不得立为嗣，则元仲（指曹叡）究为谁氏之子，可不言而喻矣！--卢弼《三国志集解》

然而考之诸书，根据袁熙的活动路径与曹军的攻邺时间，可知“袁胤”之说断不可信。

按《魏书》与《后汉书》，袁熙自建安四年（199）“出为幽州（刺史）”后便未见返邺记载，而甄氏则“留（邺县）养姑（侍奉婆婆）”，直至被曹丕所纳。

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纳之。（袁）熙出为幽州，（甄）后留（邺县）养姑。--《魏书 文昭皇后传》

（袁绍）又以中子（袁）熙为幽州，甥高干为并州……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魏书 袁绍传》

注：按《后汉书 献帝纪》，公孙瓒败殁于四年三月，袁熙“为幽州”当在此后；按《魏书 武帝纪》，曹操于四年八月“进军黎阳”，同年九月“分兵官渡”，可知袁绍南下亦在此时，结合《绍传》，可知袁熙“为幽州”当在此前。因此，袁熙出镇幽州，当在建安四年（199）三月至八月间。

建安九年（204）五月至八月，曹军攻邺县，袁尚“还救城”，结果被曹操“逆击破之”，被迫遁走中山；复战再败，遂赴故安投奔次兄袁熙。

自五月至八月，（邺）城中饿死者过半。（袁）尚闻邺急，将军万余人还救城，操逆击破之……众大溃，尚奔中山……（曹操）攻尚于中山。尚败，走故安从（袁）熙。--《后汉书 袁绍传》

故安县属涿郡，即今河北固安，可知袁熙自出为幽州刺史（199）便长驻当地，直至建安九年（204）。袁熙、甄氏既数年不得相见，可知“袁胤曹嗣”之说实属妄言。

（涿郡）故安，易水出，雹水出。--《续汉书 郡国志》

另按邺县城破时间（建安九年八月）而论，若曹叡果生于建安九年（204），则甄氏与曹丕成婚之初便至少有六个月之身孕，岂能瞒过众人耳目？曹操、曹丕又焉能不知？曹氏父子虽于男女关系方面颇为通达，又岂会传位袁氏血脉，自绝宗祀，坐笑天下？

因此，不仅曹叡的血统与袁熙毫不相涉，就连曹叡的生卒年记载都存在严重问题。

览查史料，包括裴松之（南朝）、周婴（明代）、侯康（清代）在内的诸多学者，虽对明帝年龄多有探究，却均未达其旨。现代学者王雪晶在《曹叡研究》中对此辨析甚明，兹不赘引。

其实曹叡年龄的真正线索，恰恰隐藏在《文帝纪》与《明帝纪》中。

按《文帝纪》，曹叡在延康元年（220）五月受封“武德侯”；按《明帝纪》，曹叡受封“武德侯”时，年方“十五”。

（延康元年）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曹嵩）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曹）叡为武德侯。--《魏书 文帝纪》

（曹叡）年十五，封武德侯。--《魏书 明帝纪》

显而易见，延康元年（220）曹叡年十五，则其生年当在建安十一年（206）。可知曹丕于九年（204）八月纳甄氏，甄氏于翌年（205）有孕，复一年（206），遂生曹叡。

如此，则曹叡之血脉问题便得到完美且合理之解释，绝无疑点。近代学者陆侃如在《中古文学系年》中亦勘定曹叡生于建安十一年（206），诚是。

唯一的问题，便是明帝若生于建安十一年（206），按其崩于景初三年（239），其卒年当为三十四，不得为三十六也。

对此问题，学者王雪晶亦提出开拓性意见。即曹叡因“景初改历”而虚增一岁，卒年并非三十四岁，实为三十三岁。

王氏认为，晋代之后行草盛行，“三”与“六”之字形亦相类，史家誊录或有讹误，致使“三十三”被误作“三十六”。及至南朝，裴松之遂难辨真伪，因生疑窦。

三字首笔为一横……若抄录者偏向于行草，那么最后的收笔一横，看上去类似起伏不定的两点，亦属常事。晋朝之时，活版印刷还未发明，文献皆以笔录为主，只要开始时一人写错，那么后来者便会继续错下去。--王雪晶《曹叡研究》

至于上文提到的“景初改历”，即曹叡在其统治中后期修改历法，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夏四月”，凭空虚增了一月。而曹叡又恰好崩于景初三年（239）春正月，若按旧历计算，则曹叡当崩于景初二年（238）冬十二月。

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魏书 明帝纪》

（明）帝从其议，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魏书 高堂隆传》

如此，若按太和历（旧历）计算，其实为三十三岁；若按景初历（新历）计算，亦不过三十四岁。裴松之称其“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即如此类。

鉴于《文帝纪》与《明帝纪》对曹叡“封武德侯”的时间记载甚明，且能互文印证，因此曹叡之生卒年份与血脉归属，断无可质疑之处。至于《魏志》所载“年三十六”者，当为晋世之后的传抄讹误，今人（陆侃如、王雪晶）辨析甚明，可堪参详。

袁氏家妇的妒忌、干政之风

甄氏之死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习自前夫家族的妒忌、干政风气。

袁绍家族的女眷以“乱政”、“善妒”闻名，绍妻刘氏不仅“追妒亡魂，戮及死人”，还一力唆使袁谭、袁尚兄弟相残，致使宗族湮灭。曹丕耳闻目见，对此深恶痛绝。

刘氏性酷妒，绍死，僵尸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典论》

绍听顺妻（刘氏）意，欲以尚为嗣，又不时决定。身死而二子（袁谭、袁尚）争国，举宗涂地，社稷为墟。--《典论》

在曹丕撰写的《典论 内诫》中，他不遗余力地痛斥妇人妒忌、乱政之祸，甚至得出结论：“袁绍虽蔽，亦由恶妇。”可见曹丕对袁家女眷成见甚深，乃至视之为“恶妇”。甄氏无疑亦在其中，只不过彼时的她因色而宠，深受曹丕迷恋，因此暂时掩盖了双方矛盾。

追妒亡魂，戮及死人，恶妇之为，一至是哉……绍虽蔽乎？亦由恶妇！--《典论》

文帝纳后于邺，有宠，生明帝及东乡公主。--《魏书 文昭皇后传》

一如袁氏诸妇，甄氏亦有“专擅”之行。虽然王沈《魏书》盛赞甄氏心胸宽广，且列举诸多史料以增色添彩，但裴松之早已注意到其中的矛盾记载，遂做出结论：“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

魏史若以（赐死甄氏）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指王沈在《魏书》中杜撰的材料）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裴松之

最典型的例证，便是甄氏与曹丕成婚之初便把持后宫，专擅专宠，与《魏书》塑造的温婉形象判若两人。刘孝引《魏略》补注《世说新语》亦提到甄后“擅室数岁”。按曹叡与诸弟的年龄差异而论，此言当为不虚。

至魏黄初元年（220），年近四旬的甄氏已年老色衰，“色衰”即意味着“爱驰”，也意味着“恩绝”。因此她虽替曹丕诞育长子（曹叡）、长女（东乡公主），却久不得立为皇后，甚至遭遇冷落，被留置邺县，不得与曹丕相见。

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驰，爱驰则恩绝。--《汉书 李夫人传》

文帝即王位，六月，（曹丕）南征（即赴洛阳继位），（甄）后留邺。--《魏书 文昭皇后传》

至此，甄氏身为“袁氏内妇”的另一重隐藏性格随即发作，即干乱政务。

《文昭皇后传》对甄氏的死因记载十分模糊，仅云其“愈失意，有怨言”，实际按照“文帝践阼”的历史背景，以及曹叡“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的处理结果来看，甄氏彼时的“怨言”，无疑是针对魏朝国本，意在谋取皇后与储君之位。

（文帝）践阼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甄）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魏书 文昭皇后传》

从时代背景出发，曹丕既然已经“践祚”，那么理所当然要立皇后、立太子。按甄氏的想法，论年资高低、论子嗣长幼，她都应该荣登后位，至于其子曹叡则是储君的不二之选。

而曹丕最恨妇人干政，他在黄初三年（222）九月，即赐死甄氏之翌年，便下诏怒斥“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甚至立下祖训：“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若有违背者，“天下共诛之”。言辞可谓凶厉。

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魏书 文帝纪》

从时间背景上看，曹丕此言虽是针对其母卞太后（卞氏彼时回护曹植，令曹丕难堪），但也未尝不是对甄氏故迹的迁怒。

时（文）帝欲治弟（曹）植之罪，偪于太后，但加贬爵。--《魏书 周宣传》

正缘于此，甄氏赐死之后，曹叡旋即失宠，从“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的尊贵待遇，一夜跌落到“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的凄凉境地，甚至被迫低调行事，不与朝臣往来，直至曹丕“病笃”，才被“立为皇太子”。

（明）帝与朝士素不接。--《魏晋世语》

（曹叡）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七年夏五月，（文）帝病笃，乃立为皇太子。--《魏书 明帝纪》

毫无疑问，甄氏的妒忌、干政之风，既害了身家性命，也险些连累爱子。众所周知，历朝之废储，鲜有善果。

从某种意义上看，曹叡能够跌跌撞撞地登基，也得益于曹丕的短寿。但即使在曹丕短寿的情况下，曹叡的地位也并不稳固，因为曹丕曾一度考虑过立庶子曹礼为嗣，其处境凶险如此。

文帝始以（明）帝不悦，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曹礼）为嗣，故久不拜太子。--《魏略》

甄氏与曹植的暧昧关系

甄氏之死的另一原因，即源自她与曹植的暧昧关系。

关于甄氏与曹植的风流艳史，虽多为小说家之妄言，但也存在些许线索，曹植所撰《感甄赋》即为其一。

曹植在《赋》中一方面盛赞洛神之绝色，另一方面又感叹人神道殊、不能结合。此赋的成文时间恰在甄氏之死翌年（222），不由令人遐思联翩。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感甄赋》

明帝对叔父与生母的关系或有耳闻，他登基之后，遂改《感甄赋》为《洛神赋》，似为遮掩。

魏东阿王（曹植），汉末求甄逸女，不遂，后作《感甄赋》，明帝改为《洛神赋》。--《文选 洛神赋》李善注引《记》

鉴于甄氏是文帝之妇，明帝之母，其形象问题涉及皇室尊严，因此无论她是否与曹植有染，皆不可能被录于史书。更何况曹植死后，曹叡便明令秘府机构彻底销毁与曹植相关的一切罪状记载，因此对曹植、甄氏的关系问题，也便更加无迹可寻。

其收黄初中诸奏（曹）植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魏书 陈思王传》

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除《感甄赋》外，王沈《魏书》中还存在一处显著线索，暗示了曹植与甄氏的暧昧关系。

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东征孙权，“武宣皇后、文帝、明帝及东乡公主皆从”，而甄氏则留居邺县。结果翌年（217）大军班师之后，众人竟见到独居已久的甄氏“颜色丰盈”，纷纷表示惊诧；甄氏对此则随意搪塞，称“（曹叡）等自随（卞）夫人，我当何忧”。

二十一年，太祖东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东乡公主皆从，时（甄）后以病留邺。二十二年九月，大军还，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见后颜色丰盈，怪问之曰：“（甄）后与二子（曹叡、东乡公主）别久，下流之情，不可为念，而（甄）后颜色更盛，何也？”--王沈《魏书》

按常理而论，公公（曹操）、婆婆（卞氏）、丈夫（曹丕）、儿子（曹叡）、女儿（东乡公主）皆随军出征，身为妻子的甄氏独守空闺，理应辗转反侧，思量亲人，但她却“颜色丰盈”、甚至“颜色更盛”，不由令人狐疑满腹。

实际虽然彼时曹氏亲眷皆随军出征，但其中却有一人却被留置邺县。此人便是曹植。

按《陈思王传》，曹植在建安十九年（214）受封临淄侯，随后在“太祖征孙权”时“留守邺”。

十九年，徙封（曹植）临菑侯。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魏书 陈思王传》

显而易见，建安二十一年（216）诸曹东征时，身为小叔子的曹植与嫂子甄氏，共处邺县，且前后历时至少半载（216-217）。虽然王沈出于避讳需要，对此未敢进一步明言，但单凭这句“颜色丰盈”便胜过千言万语。众所周知，无论男女，只有在身心愉悦时才会“颜色丰盈”，其中硍节，无需赘言。

注：按《武帝纪》，曹操于二十一年冬十月征孙权，二十二年春三月旋军。

唐人李商隐在《无题》诗中亦曾戏说魏晋时代的宫闱秘闻，诗云：“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指甄氏）留枕魏王才（指曹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 飒飒东风细雨来》

诗文前半句指贾充之女与韩寿私通之事；后半句则指曹植与甄氏的宫闱秘闻。可见二人的风流韵事，至晚在唐代便已人所共知，甚至被文人墨客用作吟风弄月的素材。

（贾）充僚属与（韩）寿燕处，闻其芬馥，称之于充。自是充意知女与寿通，而其门阁严峻，不知所由得入……充秘之，遂以女妻寿。--《晋书 贾充传》

曹植虽与甄氏年龄差距颇大（相差九岁），但并不影响二人存在暧昧往来。因为诸曹在婚姻、男女关系方面一贯不守礼法。

比如曹操好纳人妇，乃至蓄养假子以作炫耀；曹丕的前后两任夫人甄氏、郭氏年龄皆大于己；曹丕甚至在曹操死后临幸其父生前侍女，悖逆人伦，以致遭到时论非议。

（秦）朗随母氏畜于（曹）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献帝传》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太后问：“何时来邪？”曰：“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世说新语》

至于曹植，被称作“性简易”，亦即不拘礼法。他又嗜酒放肆，纵车驰于司马门，以致满朝哗然。曹植之妻崔氏甚至公然违背禁令（曹操彼时提倡节俭），盛装纹绣，遂遭赐死。曹植家风流荡如此，其本人行径可想而知。

（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魏书 陈思王传》

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魏书 卫觊传》

（曹）植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魏晋世语》

曹丕与曹植争嫡多年，可谓势同水火；因此在涉及男性尊严的风言风语传至曹丕耳中时，他会作何感想也便不言自喻。甄氏“赐死葬邺”便是对此事的最佳注脚。从埋葬地点看，曹丕甚至不愿甄氏与其合葬（曹丕葬于洛阳首阳陵），厌弃之情溢于言表。

（甄）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魏书 文昭皇后传》

（文）帝崩于嘉福殿，时年四十。六月戊寅，葬首阳陵。--《魏书 文帝纪》

在曹叡继位后，他虽在洛阳为生母立庙，但也并未将甄氏的陵寝迁出邺县，只是改葬于朝阳陵。可知即使是曹叡，出于种种考虑，也不愿将生母与生父合葬，其中因由，耐人寻味。

己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庙京都。--《魏书 明帝纪》

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阳陵。--《魏书 明帝纪》

曹叡的压抑境遇与病态性格

鉴于生母之过往事迹与赐死结局，身为人子的曹叡，自然遭到生父迁怒，长期处在压抑环境之中，这也塑造了他的病态人格。

（1）韬光养晦，低调求存

《明帝纪》引《魏末传》中有一处重要线索，即曹叡登基之前“与朝士素不接”，以至其登基之后“群下想闻风采”，竟不得不选取一个代表（侍中刘晔）前去与曹叡交谈，借此揣摩新君。

（曹叡）即位之后，群下想闻风采。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众人侧听，晔既出，问：“何如？”晔曰：“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魏末传》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堪的信号。因为它代表彼时的曹叡班底差，声望低，深居简出，籍籍无名；所以才需要群臣揣度试探。

通常而论，储君必定具备雄厚的幕僚班底，且幕僚人选一定是文武茂异，当世俊杰。魏之曹丕、蜀之刘禅、吴之孙登、孙和皆如此。

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魏略》

赤乌五年，立（孙和）为太子，时年十九。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而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皆从容侍从。--《吴书 孙和传》

早在上述储君继位之前，其声望便已传遍境内，甚至远至异国。比如孙权在曹丕继位时（220）便知道对方“年已长大，承操之后”，甚至还担心自己“不及之”。

逮（曹）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曹）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吴书 诸葛瑾传》

初，魏文帝即位，（孙）权尝从容问群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诸卿以为如何？”--《吴录》

与此相对，孙权对曹叡的看法则十分轻蔑，视其为“幼弱”之徒，可见曹叡登基前毫无声望可言。

（孙权曰）今（曹）叡幼弱，随人东西，此曹（曹真、陈群）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吴书 诸葛瑾传》

从现存史料看，曹叡继位前的幕僚班子中可考者仅有郑称、张茂、毕轨、李丰、曹爽、毌丘俭、高堂隆等人。且郑称“儒生”，张茂“乡里”，皆湮灭无闻；曹爽德薄位尊，以覆其族；毕轨、李丰浮华相尚，不以道终；唯毌丘俭、高堂隆才略兼备，可谓俊逸。

注：郑称、张茂事见《明帝纪》引《魏略》；毕轨事见《曹爽传》引《魏略》，李丰事见《夏侯玄传》引《魏略》；曹爽、毌丘俭、高堂隆各有列传，文多不载。

概而论之，相比于同时代之储君，曹叡的班底可谓简陋，名望可谓黯淡。因此直至曹叡继位，满朝臣僚都对这个新君一无所知，被迫推选刘晔前往探听口风。

按曹丕在“病笃”之际才立曹叡为太子，可知曹叡登基实属意外。若非曹丕盛年暴毙，曹叡不仅没有继位机会，甚至可能遭到赐死（曹丕一度欲立曹礼为太子，见前引《魏略》），一如蜀之刘封一般。

七年夏五月，（文）帝病笃，乃立（曹叡）为皇太子。（五月）丁巳，（曹叡）即皇帝位。--《魏书 明帝纪》

在曹叡的存世诗文《种瓜篇》中，曾借“菟丝”、“萍藻”隐喻新婚女子，抒发“妇人从夫”的依恋之情，似抱憾生母之不幸命运。萍漂藻寄，浮水无根，又似隐喻其少时处境，朝不谋夕的悲戚之情跃然纸上。推此而论，他“口吃寡言”的隐疾可能也源自那一灰暗时期。

兔丝无根株，蔓延自登缘。萍藻托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贱妾执拳拳。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种瓜篇》

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孙盛

有鉴于此，曹叡从长期的压抑环境下骤然得到解脱，一朝黄袍加身，荣登大宝；在大悲大喜、大落大起之下，心态膨胀，性格扭曲，也便势所必至。

（2）壮志暗藏，政自己出

曹叡虽在生母遇害后长期矫情忍性，韬光养晦，但他一直“留意于法理”，这是心存壮志的典型标志。

（明帝）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王沈《魏书》

作为一个皇子，曹叡的人生轨迹无外乎登基为帝或出为藩王，总之他绝无可能供职于廷尉府，因此“留心法理”的唯一原因便是为了君临天下而做准备。按其自述：“狱者，天下之性命也。”壮志宏图足见一斑。

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明）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魏书 明帝纪》

曹操“好法、术”，而曹叡“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无疑亦精通刑名之道。“沉毅断识”的性格特征，“一经耳目，终不遗忘”的超凡记忆，当源自少时的学术训练。

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晋书 傅玄传》

（曹叡）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魏书 明帝纪》

（明帝）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王沈《魏书》

有赖于此，曹叡登基未久便独揽权柄，通过一系列政治手腕，先后将四大辅政架空。他令曹真镇关中、令曹休镇淮南、令司马懿屯宛县，授以方略之任，使之远离京畿，无法干预朝政。

至于陈群，虽留居洛阳，不过上书言事，唯唯而已。明帝因此被裴松之誉为“一时明主，政自己出”。

（3）大兴土木，荒淫自恣

曹叡在军政方面颇有建树，外制吴蜀，内御群臣；但其本人的私生活却极端糜烂，用荒淫无度形容毫不为过。

曹叡因“母诛”而导致“未建为嗣”，甚至被迫伪装成无心朝政的闲散皇子，长期压抑自己的本性；因此在一朝发迹之后，他立刻开始了报复性的娱乐活动。从可见记载看，曹叡在营建宫室、采择女色方面的兴致已近乎病态，甚至危及国政。

早在“吴、蜀数动，诸将出征”的背景下，曹叡便昼夜宣淫，乐此不疲，“盛兴宫室，留意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如此尤嫌不足，他“又录夺士女，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近乎禽兽之举。

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明）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魏略》

彼时曹叡的后宫之中“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者，凡数千人”，荒淫程度已与后世的孙皓、司马炎相类；他还“选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公然违背祖训，令妇人染指政务。

（明）帝耽于内宠，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者，凡数千人，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资治通鉴 魏纪》

从某种意义上看，曹叡此举似在忤逆其父，以报生母被诛之恨。其父淫乱（曹丕纳曹操侍妾，见前引《世说新语》），曹叡便要更加淫乱；其父遗令“后宫不得干政”，曹叡便要设立女官，故意拆台，发泄心中怨愤。

除了贪图女色，曹叡的另一喜好便是大兴土木。《杨阜传》、《高堂隆传》对此描述甚多，兹不赘言。陈寿腹诽曹叡“宫馆是营”，亦属此类。

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兴戎军国之费，所尽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魏书 高堂隆传》

（明）帝愈增崇宫殿，彫饰观阁……百役繁兴，作者万数。--《魏书 高堂隆传》

（明帝）不先聿脩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明帝纪》赞语

考诸史料，曹丕对营造宫室的兴趣倒是相对有限，他还比较提倡节俭、薄葬。比如他在《终制》中明令“（葬品）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颇具通达之风。

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终制》

相较其父，曹叡可谓奢靡铺张，若从其少时经历推断，如此行径可能亦是逆反心理作祟。即曹丕提倡节俭，那曹叡便要肆意挥霍，以示不同。

（4）追痛爱女，怠慢生父

曹丕出殡之时，曹叡并未前往送葬，虽然其托言“暑热”，但身为人子、身为帝王，如此行径亦堪称不孝。

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魏书 杨阜传》

明帝将送葬，曹真、陈群、王朗等以暑热固谏，乃止。--《魏氏春秋》

与此相对，在女儿曹淑病逝时，曹叡却大张旗鼓，哀恸备至，乃至“举朝素衣，朝夕哭临”。他还亲自替女儿送葬，与其对待生父的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皇女（曹）淑薨……（曹叡）以成人礼送之，加为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自古已来，未有此比。--《魏书 陈群传》

需要特别注意，曹淑属于早夭，她死时尚“未期月”，实际是出生未久即告夭折。因此曹叡对这个尚未满月的女儿究竟能有多深的感情，实在很成问题。

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况（曹淑）未期月。--《魏书 陈群传》

然而曹淑还有另一重身份，即甄夫人已故侄孙甄黄之妻，按《文昭皇后传》，可知这桩“婚事”乃是由曹叡主持。因此，与其说曹叡是追痛曹淑，莫不如他是追痛母族（甄氏）之妻儿亲眷。

太和六年，明帝爱女（曹）淑薨，追封谥淑为平原懿公主，为之立庙。取（甄）后亡从孙（甄）黄与合葬，追封黄列侯。--《魏书 文昭皇后传》

在曹丕与曹淑的丧葬待遇上，曹叡的极端态度可谓刺眼。从种种记载看，他对生母的追痛依恋，与对生父的怨恨憎恶，已近乎扭曲刻意。

（5）压制宗亲，迫害曹植

曹叡执政的另一特点，便是压制宗亲，以至“诸侯王法禁急切，吏察之急，至于姻亲皆不敢相通问”。

黄初以来（指黄初至太和年间），诸侯王法禁严切。吏察之急，至于亲姻皆不敢相通问。--《资治通鉴 魏纪》

一般观点，往往将曹叡此举视作对曹丕既定政策的延续，但实际这一逻辑存在问题。曹丕压制宗亲，是因为他本人深受夺嫡之困，不得不如此；曹叡无此困扰，又有何必要沿袭曹丕之故迹？

如若仔细观察曹叡的监视对象，便会发现曹叡压制宗亲，主要是针对曹植。

彼时“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如此待遇已经堪称峻急，而“（曹）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显而易见，在诸多受到迫害的藩王中，曹植的受害程度最深。

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曹）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魏书 陈思王传》

《陈思王传》中辑录了大量曹植对曹叡的上书，疏文多次提到“禁锢明时”、“兄弟乖绝”，言辞可谓悲戚；曹叡虽然“优文答报”，但也并未因此放松对曹植的监视。

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魏书 陈思王传》

按《陈思王传》，自曹叡继位伊始，曹植这个骨肉至亲的皇叔便无缘瞻仰圣颜，而他也在日复一日的上书中蹉跎岁月，直至太和六年（232）郁郁而终。

（曹）植每欲求别见（曹叡）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魏书 陈思王传》

不难看出，曹叡根本就不想见这个叔父。其实曹植与曹丕虽为政敌，但与曹叡并无矛盾，究其根源，无外乎曹植与甄氏昔日曾有过一段隐晦的暧昧关系（见前文），令身为天子的曹叡羞愤且难堪，因此对曹植刻意回避，甚至屡加迫害。

直至曹植逝世，曹叡仍不忘处理与叔父有关的线索，他诏令尚书、秘书、中书三府与鸿胪寺，将与曹植相关的案卷材料全部销毁，将一切可能影响到明帝母子形象的蛛丝马迹，从历史中彻底抹去。

其收黄初中诸奏（曹）植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曹）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内外。--《魏书 陈思王传》

小结

曹丕见异思迁，寡恩薄幸，为夫不义，为父不仁；甄氏专擅善妒，祸及爱子，为妻不贤，为母不慧；曹叡任心而行，昧于礼法，为君失道，为子不孝。

一言蔽之，文、明二帝，论功绩可为中才之主，论亲情则是人间悲剧。而在这桩悲剧的漩涡中央，则是甄氏之亡魂。无情最是帝王家，此言诚是。

也正是这一桩桩人间悲剧，塑造出一张张病态面孔，它令“仁冠群子、名昭海内”的多情之人沦为残害发妻、“以糠塞口”的无情之辈；它令“天姿秀出”、“好学多识”的风华少年变作“宫馆是营”、“录夺士女”的荒淫之徒；它也令“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绝代佳人化作一抔黄砂残土，随风消逝，将最初的美好恬淡扭曲为最终的恐怖模样。

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汉晋春秋》

昔者，（明）帝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每读于此，皆抚卷叹息。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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