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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条游戏”引出的思考:没有钱,能不能办出更好的教育?
2023-08-04

资料图:重庆一小学教师给学生上课。(新华社 杨敏/图)

我们应当相信,教育活动自身能带来收入,也能解决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有助于提升教育服务对象的尊严。

如果你是一位家长,有人告诉你在地上贴六根胶条,然后让你带着孩子在上面玩蹦蹦跳跳的游戏,你会做吗?如果还告诉你孩子们会玩得很疯,你会信吗?

这个小游戏正是Aha学院(一家致力于社会创新与社会创业的教育和研究机构)支持的一个教育创业团队带给家长们的亲子活动之一。后来,那些带孩子玩了胶条游戏的家长们说:“这个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我们家孩子玩得根本停不下来。”

在我每天打交道的教育创业者那里,类似的故事经常发生。人们往往会下意识地把一件事情的价值和它的复杂程度挂钩,把一个产品的价值和它的科技含量——连带着它的价格挂钩。教育产品似乎尤其如此,所以教师的学历要越高越好、教室的硬件要越高科技越好、教材内容要越丰富越好、教具要越新奇越好……这种想法除便宜了商家、满足了某些人的政绩和面子,不仅无助于改善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反而束缚了教育行业的想象力,抑制了教育创新,也加剧了教育不公平的现象。

前不久我接连参加了两个与教育有关的会议。第一个是“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北京联合主办的“WISE-LIFE”中国教育论坛,论坛主题是“以教育创新促进教育公平”,与会者关注的是“如何改变底层教育的现状”。第二个会议是“亚洲教育科技峰会”,我看到了许多最新的,却也是价格不菲的教育科技产品:利用大数据和机器设备来实现个性化教育、职业培训中的虚拟现实应用、教学材料的大规模定制化……

当时我在朋友圈发文感慨:“如果技术驱动的教育创新没有与教育公平相呼应,未来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分裂并固化:一部分人接受的是用过时的教育方法灌输的过时的教育内容,未来只能从事高度流程化、低认知度的工作,从而深陷社会底层;另一部分人则充分享受新的更加有效的学习体验,从事的是高认知度、高创造性的工作,从而稳居社会的高等阶层。打破这种局面,教育领域的社会创业者们大有可为,也必须有所作为。”

胶条游戏能带给孩子的乐趣以及亲子互动的价值想来不会比那些价格更昂贵的产品要少,甚至更多。这就是所谓的“节俭式创新”。

“节俭式创新”从字面来看,它似乎说的是创新的时候怎么少花钱。这种理解对也不对。对的地方是,节俭式创新确实是在钱很少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缺少的不只是钱,还包括人才、物资,甚至体系制度等资源。不对的地方是,在节俭式创新中,创新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指的是,在包括资金在内的各项资源非常匮乏的情况下,通过创新的方式,为广大的低收入人群提供他们能支付得起的、有效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有个经典的段子:有一家厂想要挑出流水线上的次品,于是委托一博士生设计解决方案。博士生经过一番研究,设计了一个很复杂的成本很高的方案。与此同时,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发现只要是次品一定比正品更轻,所以在流水线旁放了一台风扇,风量刚好能把次品吹走。这个段子的真假姑且不论,但背后的道理是对的。

有一家叫“歌路营”的机构,专注于帮助农村留守寄宿儿童解决各种问题,特别是心理问题。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进城打工,平日里无法陪在他们身边,寄宿制的推行又让他们在很小的年纪就离开家庭过上了集体生活。这种环境下,孩子们非常容易出现各类心理问题,也给学校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农村学校资金有限,老师数量有限,又缺乏相关的能力,所以不可能像城市里的学校那样有条件建心理咨询室,配备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更不用谈什么高科技设备了。

歌路营项目团队在深入走访了许多农村寄宿学校之后,开发了一个低技术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一千零一夜睡前故事”。他们精挑细选了许多适合不同年龄段儿童的优秀故事,请专业的播音员朗读并刻录成光盘分发到学校。学校通过校内的广播系统,每天晚上在孩子们睡觉前播放一段故事。解决方案很简单,但带来的效果非常明显。孩子们不那么害怕集体生活了,有故事可以听,还可以一起讨论,故事带给他们安慰,帮助他们成长,学校的管理负担也大大减少。

和所有的创新一样,节俭式创新不是为了刻意求“新”,而是为了解决真实的问题,响应真实的需求。我曾在一篇题为《那个蹲在地上玩石子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刘翔是谁?》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一项内容对学习者既没有用,又没有兴趣,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学呢?”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老师看过这篇文章后问我:“你这篇文章谈到了教育的本质问题。那么你觉得农村的学生到底要不要和城里的学生学一样的内容?”

关于这个问题,抛开政策制度层面不谈,我主张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上给予农村地区的学生更多的选择。如果一些学生将来不打算参加高考,不打算进入现代都市生活工作,而更愿意掌握某些技能,解决当下个人和家庭的困难,他们的需求理应得到满足。

有一种说法,在中国西部,不少县高考平均入学率只有20%。“如果80%的考生注定上不了大学,那基础教育到底为他们提供了什么?如果我们整个基础教育就是为了少数升入大学的人服务,这个方向是不是有问题?”

这让我想到了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社会创业家。马丁·博特,巴拉圭人,巴拉圭基金会(FP)创始人,历任巴拉圭商务部副部长、首都亚松森市市长,他开办了一所“自给自足的学校”。

根据当时的一项统计,在巴拉圭15-24岁的年轻人中,有30%的人要么没能在学校里学到任何实用性的技能,要么掌握了技能却找不到任何工作。

2003年,FP接管了一所已经破产的农技学校,招收来自长期贫困家庭的15-18岁孩子,让他们寄宿在学校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学校的课程分为15个教育和实践单元,需在三年修读完成。内容既包括传统的高中各科目课程,也包括农业方面的理论知识,还有许多实践课程。在这些实践课程里,学生通过生产、销售等形式,实际参与运营校内企业,以此来学习农业和商业的实用技能。学生还得以通过这些实践获得收入,支付自己的学费。

学生在较低年级时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各种活动、学习各种农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在最后一年,他们需要选择就业方向,然后深入学习相关领域的知识,并通过切实参与相应的生产和销售过程来锻炼技能。学校鼓励这些贫困孩子自主创业,每位学生在毕业前须上交一份商业计划书,并可以获得一定量的小额贷款。每位合格的毕业生都会获得有国家资格认证的证书,他们可能成为农业推广人员或农业学校的教导员,也可能带着一份商业计划书和小额贷款回家创业。目前,该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已能达到100%。

2014年,我在卡塔尔结识了一家名为STIR的印度非营利机构。它所做的正是找寻教师中的创新者,并把他们的创新扩散给更多教师。2012年-2013年,STIR在新德里地区走访了近300所服务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校,和超过3000名教师做了面对面的交流。其间,他们一共收到了来自一线教师的170份教学创新,并从中挑选出了25个最有潜力的创新加以扩散。一位校长把教师的课程录了下来,让他们课后回顾。他设计了一份结构清晰的评估表,方便教师们在课程回顾时做自我评估,然后他会和他们分享自己的反馈意见。

在由世界银行支持的独立评估中,通过随机对照研究发现,通过推广和实践STIR所发现的微创新,学生的成绩有了明显提高,教师的工作动力和教学水平也都显著提升。目前,STIR除了在印度开展工作,还在乌干达开设了分支机构。

节俭式创新在教育领域的实践还有很多,比如家长参与学校的硬件维护和日常管理、难民营里的女性被培养成教育工作者帮助难民营里的孩子学习、学习者自己传播学习资料并相互学习、用提供标准化的高质量的课件的方式降低教师的职业门槛、减轻他们的教学负担等等。

敏锐的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实践不仅能够大大节省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更加符合教育的本质和未来趋势。它们更关注学生的实际需求,以学生为中心来组织教学,实行小组式学习,鼓励同伴学习,鼓励社区参与。

事实上,节俭式创新并不意味着“更廉价”的产品和服务,而强调用更少的资源为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更好的改变!节俭式创新不仅是一套创新的方法和原则,对社会创业家而言更首先意味着一种心智模式的转变——将资源约束看作是创新的机遇,将受助人群看作是合作伙伴,将创新视作是一种动态的持续的过程,而非一成不变。

大量针对创新的研究已经表明,一个领域里的“颠覆式创新”往往出现在被人忽视的边缘地带。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对现有教育体系的颠覆,正孕育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节俭式创新之中。

(作者为Aha社会创新学院创始人、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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