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呐喊》又被盗了！”

如果放到21世纪，爱德华·蒙克也许不会成为轰动一时的艺术家。然而蒙克的故事与那个战乱时代的背景纹丝合缝地重合在一起，在炮火之下，他崇尚痛苦的人生观变成了养分，生前就为他取得了巨大名誉。这幅光环却在半个世纪后变成了阴影，那些在和平年代出生的挪威艺术家踏出国门才发现，蒙克成为了他们难以绕过的墓碑。

这个恐惧的面孔成了每一个社会阶段必备的心理状态

翻开iPhone、微信表情包，爱德华·蒙克的《呐喊》无处不在。2012年5月纽约佳士得夜场上，《呐喊》以1.07亿美元的价格成交，落槌的那一刻，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它众望所归地刷新了全球拍卖的新纪录。

蒙克在世时共画过4版《呐喊》，2幅在挪威蒙克美术馆，1幅在挪威奥斯陆国家美术馆，被拍卖的这幅是唯一在私人藏家手中的。它的经典形象曾出现在媒体中、安迪·沃霍尔的绘画中、美剧《辛普森一家》里……这个恐惧的面孔成了每个社会阶段的心理状态，心中最荒诞的感受就这样被画家搬到画中，一边恐惧，一边共鸣。

没有任何线索提示观众，到底是什么引发了画中人尖叫，“它”似乎正从画中人的身边走过。而他却露出了毛骨悚然的表情，捂着耳朵，似乎已被自己内心深处极度的恐惧感所吞噬。那张变形而扭曲的面孔、睁圆的双眼和凹陷的骨架，让人想到裹着皮囊的骷髅。“只能是疯子画的”，在草稿上，蒙克留下了这句话。

“恐惧”也是蒙克晚年的心理状态。在他去世的前4年，纳粹德军入侵了挪威，当时77岁的蒙克守着自己的上万件作品，唯恐它们落入纳粹手中。9天后，他立下遗嘱，把1106幅油画、15391件版画、4443张手稿和水彩、6件雕塑全部捐赠给奥斯陆市政府。在他1944年离世后，市政府成立了蒙克作品管理部门，这些作品加上蒙克妹妹英格·蒙克捐赠的手稿、绘画和大量书信先交给了Vigeland 美术馆保管，后在电影导演克里斯托弗·安默特（Kristoffer Aamot）的捐款下，蒙克美术馆得以建造。

爱德华·蒙克《卡尔约翰街的夜晚》，1892年

二战之后，政府为蒙克美术馆选择了宗教、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托炎区作为基地，1963年顺利落成开幕，但由于经费限制，建筑本身在结构和安全措施上都有漏洞，1988年，一群盗贼从屋顶潜入了美术馆，盗走了蒙克的名画《吸血鬼》（Vampire）。2004年，又一伙人趁着举办展览时，敲碎玻璃抱走了《呐喊》，而整个过程持续了不过60秒，劫匪甚至留下了字条，“感谢简陋的安保工作”。美术馆马上加强了防卫系统，外部镶板变成了更坚硬的人造石，窗户缝隙都被密封，内部镶板也钉死了，防止再有盗窃。

这招只防住了小毛贼。2004年，两个蒙面的抢劫犯光天化日下进入了美术馆，在一片被吓坏的观众的众目睽睽下取下了《呐喊》与《圣母》两幅名画。面对如此大的漏洞和损失，美术馆闭馆了一年，只为了加强安全措施。虽然这些画多年后都被警方追回，但美术馆也意识到，这栋老建筑已经无法提供更高级别的安保措施了，再加上空间面积小，无法同时呈现经典展和主题展，唯一的解决方案是重新建一栋美术馆。

蒙克美术馆将爱德华·蒙克的馆藏作品与挪威当代艺术家 Bjarne Melgaar的作品共同展出。 Photo credits: Vegard Kleven, Munch Museum

经过多年的冗长商议、公开投标竞赛后，西班牙建筑师阿尔奇泰克托斯的公司赢得了一等奖。新馆选址在奥斯陆海峡湾口，他的设计中包括美术馆、休闲岛、沙滩区、蒙克广场、图书馆和住宅区，把峡湾变成了一个文化区。利用峡湾中的海水，还能够给美术馆降温。新的美术馆计划在2019年完成，那将是蒙克逝世75周年。

在挪威，面值最大的1000挪威克朗纸钞上就是蒙克的作品。他喜欢描绘被折磨、焦虑缠身的灵魂，在作品中他强调了一个病态、格格不入、行为异常的艺术家，《月光下的自画像》《抽烟的自画像》都是为了将自己神化、偶像化而创作，这使其成为大众崇拜的偶像，为其职业生涯贴上容易被人记住的标签。

爱德华·蒙克《生命之舞》，布面油画，125×191cm，1899-1900年

但这幅《呐喊》的能量在他去世半个多世纪后仍然感染着当代的艺术家。2013年9月，为了庆祝蒙克诞生150周年，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来到了奥斯陆，邀请了270位奥斯陆公民到郊区外的Ekeberg 公园。120多年前的黄昏，蒙克和两位朋友在这里散步的时候，“突然间，天空变成血红色。一种无法描述的疲劳感让我靠着篱笆停了下来。血淋淋的火舌从蓝黑色的峡湾伸到我的眼前。朋友们继续走，我落在他们身后，害怕地颤抖。然后我听到来自大自然巨大而无限的呐喊。”阿布拉莫维奇让每个市民站在蒙克当时的位置，用尽力气最大声地喊出来，变成了一件有关呐喊的行为艺术。

爱德华·蒙克《受难地》，1900年

偶像不死，但却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喜欢生活在蒙克的光环或者阴影下，对于定居在纽约的挪威艺术家Bjarne Melgaard 而言，“生活在挪威，你不可能避开蒙克。他有难以抗拒的离心力，几乎到了主宰称霸的地位。当我在挪威学习的时候，他令我感到压抑。一直到我离开挪威，变得更加成熟之后，我才开始对他感兴趣。”

用柏拉图第七本卷《国家篇》中的话说，蒙克似乎描绘的就是“打开枷锁，让自己的灵魂走向光的源头”时一瞬间的自己，那一刻，他将影子和反光都留在了身后。

爱德华·蒙克旧照

作品=艺术家本人？解读蒙克最大的悖论

我们应该将蒙克说的话当真吗？还是这些话都需要鉴别真伪？

在爱德华·蒙克留下的笔记中，他总是在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好像这样就能在保证客观性的同时，又保证了主观性。在他1944 年去世后出版的文学集里，倾向于将艺术家的画作当成证明他精神失常的证据，这其实就是蒙克想刻画的——将生活中的大小事观察到极致，然后挪到画布上。他把生活中的苦难和艺术都当作有生命的个体。

蒙克从小就与死神面对面。5岁的时候，母亲因肺结核去世，几年后姐姐也没能幸免，妹妹在很小的时候被诊断出精神疾病，而家族中唯一结婚了的弟弟也在婚礼后的几个星期去世。这导致了蒙克的父亲每天病态般地向神灵祷告，虔诚到近乎疯狂，体弱多病的蒙克既着迷于鬼神的故事，又在父亲的压迫式管教下无法呼吸，他的童年满是对死亡的梦幻和恐惧。“从小我就学会了痛苦和生命的危险。即使在来世，永恒的惩罚也在地狱等候着罪恶的小孩。”

传教士般的成长环境、早逝的双亲和日后在巴黎、柏林闯荡的经历，造就了蒙克像谜一样的性格，他害怕精神疾病，又抱着病人的态度游戏人生，他反而觉得后一种情况更能激发他的创造力。

爱德华·蒙克《与红酒的自画像》，布面油画，210×160cm，1906年

1930年他回望过去，这样形容自己：“我的整个艺术都建立在苦难之上，没有了痛苦、疾病，我的生命就像没有了舵。”在另一篇中他也说：“疾病、疯狂和死亡是守护在我摇篮旁边的黑色天使。”一次又一次地，他提示观众，如果没有疾病，他的艺术和人生就将失去意义和方向。然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却又说：“我仍然不认为我的艺术是病态的——这都是那些既不了解艺术，也不了解艺术史的人说出的话。”

但我们应该将蒙克说的话当真吗？还是这些话都需要鉴别真伪？就像蒙克在1929年的笔记中自己坦白的那样，“当我写这些笔记的时候，有些是真的，有些只是我的想象，这不是要讲述我的真实生活。”

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 巴斯（Roland Barthes）在他的著名文章《作家之死》中曾提出，作品与作家本人之间应当是不挂钩的，“一个读者的诞生，应当伴随着一个作家的死亡。”他不同意人们用一个作家的生平简历来阐释作家的作品，甚至还有人说，一个人连生平都可以编造，就更不能作为证据了。

蒙克美术馆将梵·高与蒙克作品共同展出，二者作品显示出了诸多相似之处。

和蒙克一样，生平与作品同样有争议的人是文森特·梵·高，后者的生活也因为精神失常而失去了某些真实性，去世多年后，他的作品仍然被当成是精神失常后的独白。正因为如此，许多史学家才倾尽所能来验证：艺术作品= 生活。

他们依照这个理论在蒙克的作品中找到了例证，那是蒙克在1885年所画的《生病的孩子》（Sick Child），后人多认为这是画的蒙克当时在重病中的姐姐索菲·蒙克（Sophie Munch）。这是蒙克早期的绘画之一，当时他刚刚在家乡办过画展，画中的女子垫着枕头坐了起来，生命垂危，床边坐着一位痛心的妇人，痛苦地低着头，不忍心看着女孩离世。喜欢的人称这幅画“充满灵魂的表达”，这也是蒙克日后最擅长的领域——刻画人类内心的感情；不喜欢的人则称它是“还没完成的、流产的女人”。

蒙克所追求的是人类最真实的哭泣，当他凭记忆感受自己小时候母亲和姐姐死于肺结核的痛苦，并努力尝试不同画法以捕捉这种痛苦时，才迎来了这幅画中的突破。蒙克一直抱有一种美学的信念：让他的画作挑战乃至拷问观者的灵魂及视觉，将其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这一信念在《生病的孩子》中得到了爆发式的体现。他先将各色的颜料粗犷地涂抹在画布上，再用各种尖利的工具刮伤画布，照片显示在挪威严酷寒冬的大雪中，蒙克站在自己画作的旁边，通过置身于自然，求得准确的真实性，将艺术回归自然。

索菲的去世带走了蒙克不多的欢乐，留下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在这之后，蒙克又创作了6幅《生病的孩子》。然而在翻看日后的记录时人们发现，有很多张是画商向他预购的，这其中的商业成分不言而喻。蒙克也从未承认过他画的是自己的亲姐姐，而说是和父亲去别人家探病的时候看到的景象——艺术家的职业一旦与真实生活剥离，就创造了可以阐释的可能性，这一点连蒙克也没能免俗。

爱德华·蒙克《病房中的死亡》，布面蛋彩、蜡笔，134.5×160cm，1893年

在1895年到1905年，蒙克的事业不断上升，他在巴黎、柏林、奥斯陆和欧洲其他城市之间参加群展，举办了不下20场个展。他的精神不稳定，酗酒被掩盖在了名声之后，但蒙克仍然在寻求找到治愈的方式。

在后来的史学家们看来，蒙克当时的“个性”上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他的绘画水平，受到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的影响，他的作品在当时远远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只有那些和他共事已久的人才能从画中看到他的远见。

爱德华·蒙克《春天》，1889年

蒙克当时心灵上的依托之一是德国哲学家尼采，1900年尼采去世时，正是他的声望到达鼎盛的时期，蒙克深受他的影响，在1902年的一幅蒙克画册中，艺术家在镜头前摆出了和尼采一模一样的神情和角度。在认识论上，尼采是极端的反理性主义者，他对任何理性哲学都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他认为，欧洲人两千年的精神生活是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人是上帝的创造物、附属物。尼采的一句名言“一声断喝——上帝死了”是对上帝的无情无畏的批判。在蒙克的这幅向尼采致敬的摄影中，艺术家也无畏惧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将自己与一般的画家区别开来——他已经预见到未来。

爱德华·蒙克《夜晚的忧郁》，彩绘于木板，387×460cm，1896年

将蒙克生平的简历与绘画做比对时，能够发现，有一些与他的人生经历是重合的，有一些作品的主题被他反复拿来创作，这些是我们后人理解艺术史时候的眼光，而对于蒙克来说，“艺术= 生活”是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开始为自己规划的一条轨迹，日后不断以夸张的手法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那些绘画和笔记加在一起，蒙克和他所合作过的自传作者们，确保了他生前的这些有关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折磨成为了他故事中永恒的元素。

没有人，连蒙克也没有想到，这些痛苦的呐喊竟然成就了他，变成了一份独特的艺术遗产。

爱德华·蒙克《憎恨》，布面油画，14×60cm，1907年

“蒙克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的绘画主题中包含人类必经的情感和苦难，更在于他能在其中表达出美感，他的美学至今仍引起共鸣。”

——蒙克美术馆馆长斯坦因·奥拉夫·亨里克森（Stein Olav Henrichsen）

[编辑/姚雅轩] [采访、文/宋佩芬、姚雅轩] [图片/蒙克美术馆、Google Art Project]